打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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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若将其内涵及外延做进一步拓展，它便不仅仅停留在南方，而由南方扩展到内地乃至走向海外。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工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中国沿海开放城市。

“打工文学”是特定的社会制度、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特有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原因。中国现有几亿“农民工”，这些人的生活，不可能被我们的文学所忽略。真实而艺术地反映打工族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情感，必然会成为当代中国人心灵历程的一个独特部分。

2013年2月，柳冬妩的《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全国首部“打工文学”研究专著。全书共分五卷，近80万字。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广东省重点文学创作项目的研究成果。

“打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在《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中，作者尝试运用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批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考察“打工文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开放的批评视野，深入揭示了“打工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纵深，剖析和梳理了“打工文学”所包涵的社会文化信息和独特的思想命题 。本书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文学意义，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以及对相关文化决策部门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30年前，怀揣梦想的各地青年涌入深圳。他们带来了掘起热土的力量，也催生了一个特有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 深圳是打工文学的策源地。1984年，《特区文学》刊发了来深打工者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成为全国打工文学的“头炮”。

深圳更是打工文学的举旗者。上世纪90年代起，深圳打工文学作家队伍迅速壮大，《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等一系列优秀作品轰动全国。在迈向市场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打工文学根据时代变迁作出适时调整，日渐成熟。如今，打工文学已经成为深圳文化品牌中一张闪亮的名片。

二十多年来，深圳打工文学的发展，是一条由幼稚到成长再到成熟的生命轨迹。

雏形孕育：真情笔触引发共鸣

打工族背井离乡，在卷入城市化进程后遭遇种种困境。一方面，他们具有传统农民文化资源稀少、无力争取权利等弱势群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城乡差异触发他们情感错位，“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这些被压抑的情感成为打工文学崛起的原动力。

自1984年诞生第一篇打工文学作品以来，无数个“林坚”开始动情写下“别人的城市，自己的文学”，奠定了打工文学日后发展的基石：刘澍泉的《深圳临时工》多角度解释深圳几十万临时工的奋发与悲欢；陈秉安的《来自女儿国的报告》书写20万女临时工的爱欲渴求，生动呈现她们的生存图景；蛇口一工地围墙上还出现了这样几行字：“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眩晕，七滴眼泪，八把鼻涕……”，成为“打工诗歌”的源头。

深圳大学教授胡经之这样评价打工文学的诞生：“它真切地反映了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情感世界与理想追求，以形象、鲜活的文字，记载了当代中国人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过程的精神历程。”

打工文学勃然兴起之时，《特区文学》等杂志开始为这一类文学创作提供广阔舞台。1988年，由宝安区文化局主办的《大鹏湾》创刊。这本以反映打工仔生活为己任、追求打工仔文学特色的刊物成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受到广大打工者的欢迎。戴斌、谢湘南等一批因创作打工文学而引起文坛关注的作家、诗人，其成长都离不开《大鹏湾》的丰厚土壤。

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打工文学研究专家杨宏海认为，在深圳这个外来劳务工远超过原住民的城市里，打工文化与打工文学从萌发时开始，就一直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