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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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深圳经济特区这片热土上萌芽并且成长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打工文学”,已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一个引入瞩目的文学现象,也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打工文学”的首倡研究者,站在今天来回顾这一文学现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梳理与之相关的历史记忆,我想对后来研究者应该是不无裨益的。
　　一“打工文学”:缘起、概念及其他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85年从内地高校调到深圳市文化局从事文化调研工作。当时,深圳人口急剧增长,但缺乏相应的文化活动场所,打工青年白天在流水线上进行简单机械的操作,晚上下班后无所事事,常常感叹“白天是机器人、晚上是木头人”,他们对文化的饥渴可想而知。每当夜幕降临,在深圳街道上总能看到一群群打工青年挤在当地居民的窗口,“偷看”里面的香港电视,或是成群结队在街道或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走。这些打工者文化生活单调,平时看的书很少,不是琼瑶小说就是武侠小说,还有一些算命卜卦的书。后来打工群体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拿起笔来,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早起床,两腿起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入把鼻涕,九坐下去,十会死亡”,这首写在蛇口四海区三洋厂厕所里的“打工诗”,就是当时打工者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可视为“打工文学”作品的雏形。
　　1984年,打工青年林坚的短篇小说《深圳,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第3期上,小说主人公进城打工的经历,让读者看到从小农经济到大工业文明转变中所带来的生存竞争的严酷性,但在当时尚未引起文坛重视。后来,我才发现它是我阅读视野中第一篇发表在正式期刊上的反映特区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故将其定位为“打工文学”的开篇之作。
　　1985年10月,中山大学中文系黄伟宗教授来深圳讲学,我向他介绍了深圳的这种“打工文化”现象。黄教授对此很感兴趣,并鼓励我继续跟踪调研。
　　1988年,宝安区文化局创办《大鹏湾》杂志,其中我读到张伟明的两篇小说:《下一站》与《我们INT》,小说展现出鲜活的打工生活及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阅读感受,联系当时接触许多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　我意识到一种新的文学已经出现,随即写信向《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推荐。不久,《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发表了《下一站》。同年,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在《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林坚和张伟明的作品,艺术而真实地的再现鲜活的打工生活,旋即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然而,真正让“打工文学”发生广泛影响的是安子的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1991年,该作品先后在《深圳特区报》《文汇报》连载,安子以一种“挑战生活、实现自我”的理想主义,喊出“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激荡着干百万打工者追梦的心,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同年,我在广东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坛报》第2期发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的文章,正式提出“打工文学”这一命名。当年10月8日,《特区文学》编辑部主办“中国经济特区文学研讨会”,我以《一种新的特区文化现象:打工文学》作了发言,引起与会者关注,《文艺报》对此做了报道。上海《文汇报》也发表了《“打工文学”异军突起》的文章,称其“以短、平、快的节奏冲人中国文坛,掀起一股旋风”(《文汇报》1992年8月14日)。
　　1992年,我与宋城等几位同仁策划并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打工文学系列丛书》(共八册,其中由我主编《青春寻梦》报告文学集),这是“打工文学”作品首次正式结集出版。
　　1998年12月,《羊城晚报》推出《情系20年·打工文学专刊》,发表了黄伟宗、张木宁、钟晓毅、谭运长等人的相关文章,以及我整理的《打工文学代表作品年表》。
　　2000年5月,我主编的《打工世界》一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分为“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评论”三部分;同年10月,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深圳文化研究》推出“打工文学”专辑。
　　2000年8月,由我主持的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在深圳宝安区举行,这是首次全国性的“打工文学”研讨会,刘斯奋、王京生、黄树森、胡经之、何西来、阎纲、陈辽、刘峻骧等五十多位专家出席。同时,《羊城晚报》发表了我与黄树森先生对话的文章《关于打工文学》。
　　2004年,我在任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期间撰写的《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入选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广东省作家协会五十年文选》之“文学评论卷”;2005年,我被推荐参加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学习。其间,《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就“打工文学”问题先后采访我并发表了相关的文章。
　　2005年11月,首届“广东诗歌节”在东莞举行,我在专题发言中评介郑小琼、谢湘南、柳冬妩等一批打工诗人的作品,明确提出“打工诗歌”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文学品牌,《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
　　同年,我建议由深圳市文联、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等单位策划主办了首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邀请邓友梅、雷达、何西来、黄树森、李敬泽、谢有顺、陈小奇、张陵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出席,同时,王十月、郑小琼、周崇贤、黎志扬、安子、何真宗、柳冬妩、谢湘南、刘大程、戴斌等“打工文学”的作家代表也应邀到会。此后,“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每年举办一届,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品牌项目。
　　2007年,我主编的《打工文学作品精选》(上卷为诗歌散文集,下卷为中短篇小说集)、《打工文学备忘录》分别由海天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打工文学”进一步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
　　2008年1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等单位主办的“2008打工文学·北京论坛”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陈建功、杨新贵、张胜友、雷达、李敬泽、胡平、孟繁华、贺绍俊、蒋巍等专家出席,王十月、戴斌、曾楚桥等十二位打工作家与到会专家进行对话与讨论,我在会上作了《打工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文学价值》的专题发言,“打工文学”作家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赠送了作品。
　　2008年,《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创刊;2009年,我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关于“打工文学”的概念,当初我给出的定义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作一个稍微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因我之前对“打工文学”进行跟踪调研时,发现的确有一些主流作家在关注打工群体并进行创作实践,如陈荣光的《老板·女工们》、陈秉安的《来自女儿王国的报告》等等,所以我把“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列入其中。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定义不宜太过宽泛,凡处于打工者经验之外的精英写作都应排除在“打工文学”范围之外。因此,如果今天要对“打工文学”的定义作新的调整,我倾向于“打工文学”是反映底层打工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生存:『犬态以及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简言之,就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
　　值得一提的是,对“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产生的时间还需作一个说明。长期以来,关于“打工文学”名称的由来,许多资料都引用1996年中山大学黄伟宗教授召开“打工文学座谈会”上的一种说法,即“打工文学”是“1985年由深圳青年文学家杨宏海提出来的”(《南方日报》1996年2月7日《:一种走向泛化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客观地说,在我提出“打工文学”之前,尚未找到其他人关于“打工文学”专门的论述或文献资料,但1985年我向黄伟宗教授介绍的是正在兴起的“打工文化”现象,还未明确提出“打工文学”,正式提出这一概念的准确时间应该是1991年,我在《打工世界与打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这一命名。
　　二、“打工文学’’之作家印象
　　“打工文学”诞生至今,汇聚了大量的打工作者,不断涌现出大量可圈可点的作家和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我与这些作家大都有过交往,其中包括了早期的“打工文学”代表人物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等,当今颇具影响力的王十月、郑小琼、盛可以等名家,此外,还有柳冬妩、谢相南、周述恒、许强、刘大程、曾楚桥等一批新锐诗人、作家以及新生代“打工文学”作家萧相风、陈再见、程鹏、卫鸦、唐诗等等。他们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和成就构建出“打工文学”的强大阵容。
　　张伟明20世纪80年代的张伟明,辞掉家乡的铁饭碗,来到深圳当临时工。1988年,张伟明的第一篇打工小说《我们INT》描写了打工者对以流水线为轴心的大工业环境的不适应(INT,即接触不良),他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则反映了特区打工者“东家不打打西家”的漂泊感,真切地表现了打工者在“别人的城市”里,为了追求理想而不断走向“下一站”的历程,它使人感触到特区历史在艰难困苦中奋进的沉重足音,有一种“沉重的潇洒”特色。他与同一时期的打工作家林坚都是“打工文学”最早的践行者,研究“打工文学”绕不过他们,可以说,在90年代他们的作品曾影响了整整一代漂泊异乡的打工人。
　　安子　安子自称是个“不安分”的打工妹,不甘心被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流水线挤压成无知无觉的“机器人”,在深圳这座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她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以“打工妹代言入”的创作动机和使命感,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她的成名作长篇纪实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描述了打工妹们复杂的心态和执着的追求,在特区打工阶层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安子在创作中总是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观照打工者从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奋斗过程,试图用艺术形象来鼓励打工者们“挑战生活、实现自我”,在现代都市实现“圆梦”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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