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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排三人,主动与苗族同胞一起上山砍柴,同下田插秧,同下臭水坑挖泥巴,为他们办好事,遵守它们的习俗,亦不吃口饭,不喝一口水,以实际行动感化他们,使他们受到感动。果真,苗老汉开口讲话了。他说:“我活了70多岁,也见过不少军队,可像你们这样的军队,不吃百姓的,不喝苗家的一口水,只给苗家干脏活、累活,天下少有,是我们苗家想望的军队。”民众的信任,有力地协助了工作。截至年底,团负责的几个县、乡、村寨,基本上有了党小组,普遍地建立农民协会、民兵、妇联等群众组织。
1951年冬,工作有起色后,黔东南剿匪任务也基本完成了。父亲又承担更困难的工作——在当地筹建补训团。一则无干部,二无经费,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团领导只有他一人,还有一位政治处副主任,却不安心此项工作。补训团的战士,来自刚缴下武器的土匪,并且情况极为复杂,要想把他们1000多人训练成解放军战士可不容易。况且,黔西南与黔东南地区的苗、侗、彝等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有共性又有个性。固然,他们出身贫寒,但毕竟受国民党和土匪反动思想文化的奴化宣传较深,而对新中国、共产党认识不清,心存疑虑。父亲再次面临难题。
除军事训练外,父亲提出“三诉一提高”的自我教育方法。一、诉旧社会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压迫,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而共产党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二、诉地主老财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压榨,而共产党新中国对劳动人民让其当家作主;三、诉土匪头子、土司、头人、保长,对农民催粮要款,抓壮丁,而共产党是解放、救广大人民出苦海。果然,通过政治学习和“三诉”运动后,培养发现了骨干、积极分子,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达到了预期效果。筹建补训团时,我刚出生在贵阳,父亲前后只去医院看过两次。补训团完成训练任务后已分期分批动员入朝作战,部分干部也带队入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