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对于底层生活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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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打工文学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广大读者展现的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带来的社会性思考。打工文学的作者以其自身的打工经历和平民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空间，真实地反映了打工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作为打工文学的代表，王十月的小说体现了对底层生活的关怀，展示了打工阶层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底层写作；打工文学；弱势群体；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09)02―0166―02
　　
　　打工文学是指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打工文学的作者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面对文化的碰撞和市场经济的挤迫，痛感“走出了乡村，走不进城市”，情感无处寄托，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在精神结构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他们渴望通过“我手写我心”，发出心灵的呼唤，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文学成为忙碌之余的寄托，成为喧嚣心灵的伊甸园。打工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关注点和切入点，多数作品都展示了进城打工者所面临的生活窘境、生存的焦灼和精神困境。
　　
　　一
　　
　　打工文学反映的多是打工者在城市下层生存的艰难和精神困境。在经历了希冀、投奔、惶恐的心理之后，他们开始了在城市艰辛的生活。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游荡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生活在城乡文明的夹缝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带着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带着到大城市生活的希冀，也带着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豪情，打工者从祖国东西南北偏僻的乡镇，拥向陌生的城市寻找新的生活。打工浪潮不仅带给他们生活空间位置的变化，而且意味着在他们身上文化也开始发生转变：农业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变。打工生活成了“中国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一个桥梁”。
　　“我醒来时／火车并非停在想象的旷野／我下车在所有下车者的后面／行李磕绊着前行的脚步／阳光显得陌生∥我醒来时／天空已经凌乱／我的声音传不出更远／我的心房堆积着焦虑／我四目张望／小心翼翼走过城市的隧道……”(谢湘南《我醒来时……》)打工者从拥挤的火车上下来，带着新奇、向往和惶恐，开始了城市的旅程。他们感觉到了内心的孱弱和对周围世界的敬畏与惶恐。十六岁就离开家乡的打工作家王十月曾说，当时“对于城市的敬畏与不安，远远胜过了内心深处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喧嚣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拥挤的交通、闪烁的霓虹灯、高档的酒店、一掷千金的富商，一切给他们一种光怪陆离的感觉，这就是他们以前梦中多次出现过的想象中的城市，也是他们不曾见过而今后要生活的城市。
　　然而，城市远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美好，要成为城市人的愿望离他们那样遥远。“听别人说／城市是个好地方／城市挣钱机会多俄来到城市……／／可我从这个月走到那个月／……被风吹动的都是／树叶”(风童《打工者日记》)。生活的重压让他们明白了城市是别人的城市，虽然渴望进入，却无门可入。于是，许岚写下了他南下的第一首诗《流浪南方》：“流浪南方／我放纵　我淘金　我赤裸　我流血／语言的刀子深入珠江内心／我只看见浮萍和我的衣衫／一起褴褛天际……”“……从一条街走向一条街／身后，失业穷追不舍／我的心态和多年前／那位落魄长安的书生／何其相似……”曾文广《在异乡的城市生活》中记述了在那段日子中令他刻骨铭心的人生况味。
　　希冀、惶恐、流浪、落魄、迷惘，在那些曾经被打工者无限向往的城市中，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体，失业的重压，使他们一直在城市之间漂浮着，像一棵蓬草，不知最终要落脚何处，也不知还要漂多长时间。打工文学先驱张伟明的《下一站》中，朱江身上那大大的背包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他们的家在路上，这成了许多打工者的生活方式。到底在哪里能够安顿下来，这就是他们期待的“下一站”。
　　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在乡村与城市之间漂流，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周崇贤在《漫无依泊》中就表达了打工者无法成为城市人的心痛感。来自四川农村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在谈自己的感受时说，她的写作同样围绕着两个村庄展开，一个是故乡，另一个是打工生活了6年多的黄麻岭。前一个村庄是回不去的故乡，后一个村庄是待不下的异乡。是的，作为城市的边缘人，他们无法认同城市，但又离不开城市。这种矛盾心理在许多打工者身上都有集中的体现。
　　当压抑、不公、屈辱、迷茫以及不安全感等进入打工者的内心世界时，他们没有理由沉默，他们开始用粗糙的情和真实的泪抒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宣泄他们漂泊无依的情怀。打工文学的许多作品，都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书写打工者对城市的向往和迷惘，城市生活的流浪感孤独感，被城市文化遮蔽的心灵痛苦，打工生活的艰辛困苦，心灵生活的寂寞苍白，被城市拒绝的彷徨与悲哀，身份失落后的焦虑，道德的拷问等。这些作品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高楼大厦背后低矮的平房、简易的工棚，向我们展示或揭示被现代城市文明所遮蔽的苦难，被社会和历史忽略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打工文学的作者以平民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亿万打工者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的生活状况、追求和精神风貌，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
　　
　　二
　　
　　在打工文学创作中，王十月的创作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从处女作《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始，到《印花床帘》、《九月阳光》、《文身》、《战栗》，再到《祭红》、《烦躁不安》等，王十月的小说不但深入打工者日常的生活状态，书写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而且深入描写了打工者内心的精神困境。
　　王十月的小说真实展现了打工者底层生存的空间和生活本相。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天右租住在城郊潮湿的带有霉味的小屋里，小屋破旧，以至于当他和女朋友做爱时的声响都烦扰了隔壁邻居。在《关外》中，作者对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做了一次全方位扫描：没钱住宿的“我”，只能“睡在烂尾楼里，喝自来水”；为了逃避治安队对“三无人员”的抓捕，半夜里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躲藏；“如果不是遇到了豪爽仗义的阿标，洗衣服只能偷别人的洗衣粉，洗澡只能干搓了”；厂里“饭是定量的，够不够都是一勺子，菜以竹叶菜和冬瓜为主……”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渺小得如同路边的一棵野草，他们的要求仅仅限于衣和食，然而如此卑微的物质需求在繁华的城市里也得不到保障。
　　王十月的作品不仅展示打工者生活的本相，而且也书写现实生活中底层小人物的无奈与挣扎，并对他们的命运进行追踪。天右、“我”等无一不是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小人物，为了缓解家里的经济困境而进城打工。通过对这些底 层人物命运的追踪，我们不难看出部分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
　　打工者的痛苦并不主要来自物质生活的窘迫，他们的内心痛苦更多来自精神层面，来自身份失落的焦虑和被城市拒绝的悲哀。他们渴望成为强者，渴望过一种受人尊敬不被歧视的“体面”生活。《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对打工者的精神困境和心理变异进行了揭示，使我们从磨刀人和天右的磨刀声中体味到了打工者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无奈和无能为力，释放了打工群体的压抑，展示了他们的精神状态。《文身》中的少年，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再受欺负，便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去做了文身：一条醒目的、粗糙的、张牙舞爪的龙。他把文身看成是强者的符号和象征，本想可以扬眉吐气、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可以自由、快乐地生活，然而却因文身摊上了许多麻烦，最终被警察抓捕。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中的人物在城市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犹如“多余人”流浪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了能真正融入城市，他们苦苦追求，苦苦挣扎，然而“打工者”的角色注定了他们虽身在此城，心却只能“生活在别处”。作品反映出市场经济浪潮中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者的生活现实以及他们生活的无奈与心境的悲凉，揭示了底层打工者的灵魂沧桑，书写了他们的精神困惑。
　　王十月的创作拓展了打工文学的精神视野，字里行间回荡着一种深切的悲悯情怀，这种情怀“能像手术刀一样剖开我们内心的幽暗地带，又能像火把一样把我们内心的幽暗照亮”，体现了打工文学对于底层生活的关注和关怀。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已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和评论。北京大学谢冕教授认为，关怀弱者，关怀弱势群体，这种现象是当前中国文学所匮乏的，而关注时代、关注底层部落的生存与命运的打工文学正好弥补了当前文学的这种缺失，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尺度。打工作家不是带着怜悯和俯视居高临下地叙述故事，而是为了写生活，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他们带着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目光关注底层现实所包裹的种种生存状态，讲述打工者的烦恼，同时又注意人物生命的渴求与企望，展现给读者的是中国城市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性思考。因此打工者笔下书写的，是专业作家无法言述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尽管它在艺术形式上比较粗糙，却是难得的深层真实。作为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打工者群体理应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关怀，打工文学也理应受到文学主流的关注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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