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遣春温上笔端 ——谈谈金克木的几篇佚文

陈小将

已经快二十年了，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偶然从一本书中读到金克木的《为载道辩》。文章写于1935年4月，跟当年钱锺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朱自清《诗言志辨》一样，都是为了回应周作人名噪一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同于钱、朱以“诗”“文”分属不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反对笼统的言志、载道之分，金克木考察“言志”和“载道”的内涵，并举周作人及其弟子的文章来解析，认为不可能做到毫不“载道”的“言志”，推出极端“言志”可能的悖论，思路清晰而锐利。忍不住好奇，我查了一下金克木写作此文的年龄，差不多只有二十三岁，便暗自感叹了一番。

青年金克木
1930年代之前，周作人经常提到“故鬼重来”，“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脚色，衣服与看客”，“浅学者妄生分别，或以二十世纪，或以北伐成功，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此正是不学之过也”。“我最喜欢读《旧约》里的《传道书》……‘已有的后必再有，已行的后必再行。日光下并无新鲜事。’”不止周作人，鲁迅所谓“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说得不也是相近的意思？
后来的研究者，往往称这思路为“历史循环论的虚无主义”，但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准确，因其中虽有历史循环的意味，但与相对主义导致的虚无却有很大的差别。因这疑惑，看到金克木文章中的一段话，顿有豁然开朗之感：“周先生的思想是可以归纳成一以贯之的‘道’的。然而正因为它是那么单纯，所以才那么圆融，那么触类旁通无远弗届，因而便那么艰于了解。例如周先生的历史观便是只注意一方面，即所谓‘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但正因为不注意另一方面，所以才把这一方面看了个透彻，而要达到同样的程度也就更不容易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出苏轼《赤壁赋》，“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金克木取其文而遗其义，强调周作人自“不变”看待历史与现实的眼光，与所谓的虚无主义根源不同。有了这观察，几乎可以勾勒出当时周作人的思想结构，并由此看出他此后的种种变化，论文很顺利地写完了。
原本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不料有天翻看金克木的集子，忽然在《改文旧话》中读到一段话，心念一动：“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香港，传言周作人投敌。我写了一篇小文发表，说的是周作人的思想，意思是，如传言属实，周的思想中已有根苗。从他的文章看不出多少民族主义，倒能看出不少对日本的感情。不知怎么，文章写得不好，惹出一篇批评，说我是有意为周辩护。恰好我正在登这篇文章的报馆，便去排字房找出原稿看。使我吃惊的是文中有不少骂人的话。那文风和几十年以后盛行的大字报类似。这些话都被编者用红笔涂抹又用墨笔勾去了，不过还看得出来。很明显，编者不赞成我没骂周作人，也不赞成那一位因此便骂我。这位编者久已是文坛上未加冕的‘盟主’。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
也就是说，《为载道辩》之后，金克木另有一篇文章谈到周作人的思想，并由此推测他在抗战开始不久后的表现。因为这一问题牵扯到周作人行事的依据，我一门心思找出这篇文章来。根据文中提示，“‘盟主’是‘左翼作家联盟主席’的简化。主席三人：鲁迅、郭沫若、茅盾。文中说的是茅盾”，我查出茅盾曾于抗战时期一度任《立报·言林》主编，而金克木曾在《立报》任国际新闻版编辑，则文中所说的“报馆”为立报馆无疑。不过，能找到的线索也就到此为止，因为金克木没有提到那篇文章的名字，要调出当时的报纸一一翻检推测，殆等于大海捞针，加之此后忙于生计，此事也就趁势放下了。
这一放，就是十多年。去年，因为温习金克木的部分文章，忽又看到《改文旧话》，就再次起意要找。幸得友人相助，并因香港文学网上数据库的健全，不但找到了金克木提到的文章，还有对他文章的回应，以及他对回应的回应，三篇文章分别是《周作人的思想》（署名燕石），《“还不够汉奸思想么？”》（署名黄绳），《旧恨？》（署名燕石）。意外的收获是，线索牵连着线索，居然又找出了金克木这一时期的其他几篇文章（除标明外，均署名金克木）——《围棋战术》、《忠奸之别》（署名燕石）、《读〈鲁迅全集〉初记》、《归鸿》（署名燕石）、《读史涉笔》、《秘书——地狱变相之一》（关于这批文章的发现过程及基本情况，请参祝淳翔《金克木香港佚文发现记》，刊2019年6月13日《澎湃·上海书评》，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