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地狱变相之一》

陈小将

八篇文章，除《秘书——地狱变相之一》发表于1948年8月30日的《星岛日报·文艺》，其余均刊于1938年至1939年间的《星岛日报·星座》。“星座”由戴望舒创办并主持，作为老朋友的金克木为之写稿，是顺理成章的事。除《周作人的思想》外，这批文章金克木后来绝少提及，却因为暗含着他此后写作的某些重要特征，显得较为重要。
那段时间，金克木刚入新闻领域，还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抽空作文，实为不易。《谈读书和“格式塔”》中写到的旧报馆情形，应该就是他当时的体会：“从前报馆里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那时的编辑‘管得宽’，又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要抢时间，要自己动手。不大不小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除社外特约的以外，都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其他；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都有时间系数，很难得从容考虑仔细推敲的工夫，不能慢慢熬时间，当学徒。这和饭碗有关，不能掉以轻心。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功不唐捐，从这个经验里，金克木琢磨出一种“看相”“望气”读书法，提示读书如何“但观大略”——或许，在如今信息泛滥的情形下，如此读书法更应重视？
扯得有点远，回到那篇引起我寻找兴趣的《周作人的思想》，果然提到了《为载道辩》，“我只要趁此时机，把三年（前）批评周作人及晚明言志风气的论文中所没有说的意思，补说出来”。其中，对“历史循环”问题的补充是：“循环史观是他的思想重心之一。从传道书到尼采，都供给他这一方面的资源，因此他屡次声称自己思想黑暗，避不肯谈。具着这样历史眼光的人，对眼前一切皆不满，对眼前一切皆忍受，想会着‘古已有之’以自慰，存着‘反正好不了’的心以自安，这就是‘自甘没落’的原因，也是‘乌鸦派’‘败北主义’的一个动机。对人类的观察，过重生物学方面，忽视社会学方面，再爱好民俗学的对退化及残存的现象的纪录，都使这种历史观蒙上极黑暗的悲观厌世的外衣。厌世而不死，就必然会无所不至的。”
文章提到了“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思想来源，并以此为重心，考察了周作人的知识构成，即“对人类的观察，过重生物学方面，忽视社会学方面，再爱好民俗学的对退化及残存的现象的纪录”，并由此推测其行为的必然方式，“对眼前一切皆不满，对眼前一切皆忍受”，因而难免“无所不至”。与此相关，周作人另一个“很可注意而常被忽略的重要见解”，是民族平等：“爱乡土的热情与爱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周作人是不爱国的，他不能爱一个国家，他甚至不能爱一个民族，尤其不能夸耀宝贵本国和本族。……周作人所经历的辛亥革命中，种族国家主义曾占重要地位。有经验的反对意见是矫正不过来的，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时就特别凶恶一样……这一点发展起来，便有了严重的结果。既不歧视他族又加上痛感本族的劣点，还不够‘汉奸思想’么？”何况，“周作人被人认做‘亲日派’是很久的事了。他曾经公开答覆过一次说他不配做，够不上，可见他并不以‘亲日派’为耻”。此外，金克木特别指出，周作人“‘亲’的是‘古日’而非‘今日’”，而“这也是辛亥前志士的一般倾向”。
正因如此，金克木才在文章中说，“十八作家致周作人的公开信中，告诉他我们民族自抗战以来已经表现得伟大而且光荣了，这是了解他的思想根据的话”。文中提到的十八作家《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刊于1938年5月14日《抗战文艺》，相关内容如下：“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国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伟大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十八位署名的作家中，头一个就是茅盾，这也就怪不得他不赞成金克木“没骂周作人”。金克木“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盟主’并非偶然”，显然是因为即便如此，茅盾仍然不赞成黄绳断章取义地骂金克木——能在（包括自身在内的）复杂局面下把握取舍的分寸，确实难能可贵对吧？不过，或许是因为性格，或许是出于判断，金克木当时虽跟茅盾近在咫尺，却并没有去“拜门”，此后也没去“躬领教诲”，“尽管我很佩服他，从十来岁起就读他的文章，得到不少益处，但自觉微末，不想有依附之嫌。到50年代我才见到他，都是在会上，没有谈话。我没有改变过原先的看法，‘盟主’不愧为‘盟主’”。金克木写完《周作人的思想》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很快受到攻击，主要不是因为没骂周作人，而是文中提到了另一位“盟主”——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