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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思想》要言不烦,颇能点出周作人思想的重心,可以提示我们不在周作人庞大的知识迷宫里走失。只是,大概因为文章重分析而不是表态,尤其是提到了鲁迅却没有让人感到足够的敬意,便引起了有人的反感——对已成定论的“正面人物”不够知己,恐怕原本就比不批评“反面人物”更加危险。文中,金克木紧接着“正像革命者反革命时就特别凶恶一样”写道:“和周作人思想行动同源异流的鲁迅也是如此。在他们的全集中,‘黄帝子孙’‘四千年文明’等等找得到么?说这一类话时,他们用的什么口气?”黄绳据此立论,先以鲁迅有全集而周作人则无,推定“指摘原是针对着鲁迅先生一人,周作人是‘陪葬’的”。接着话锋一转,不知从何处掘发出一段(或许是抽象意义上的)“旧恨”:“这位先生实在想把对于鲁迅先生的攻击,来洗刷周作人的罪恶;借‘周作人事件’,来发泄他对于鲁迅先生的旧恨。”
金克木当然不会认领不该自己接收的账单,因此写《“旧恨”?》一文回应,声明自己“对于鲁迅先生向来持尊敬态度,无论口头笔下,我从来不曾对鲁迅先生有过不敬的话。除了鲁迅先生曾以文字启发我的思想,致我到如今还自觉未能自外于他的影响,而且对他常感到肃然以外,我和他老人家毫无任何关系可言。其间绝没有‘恨’,尤其没有‘旧恨’”。随后逐条驳斥对方的立论和论据,并表达了自己的不安:“我承认我的文章写得不好,会使人看出我所没有的意思;但我想还是那‘旧恨’在作怪。那位先生断定我与鲁迅先生有‘旧恨’,便是我对鲁迅先生说话无往而不怀恶意……因为我有过批评周作人的文字,也有了叙述我对鲁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在他带着‘旧恨”的眼镜看起来,岂不是要把批评解作辩护而称赞当作讥讽么?”这里说的“批评周作人的文字”当指《为载道辩》,“叙述我对鲁迅先生的了解的文字”,则应是其时刚刚刊出的《读〈鲁迅全集〉初记》。
《周作人的思想》发表于1938年8月11日,《“还不够汉奸思想么?”》发表于同年8月16日,《读〈鲁迅全集〉初记》于同月17至19日发表(完成于8月1日),《“旧恨”?》则发表于21日。从时间线来看,金克木没有看到黄绳文章后补写关于鲁迅的文章的可能。在金克木看来,大概先有了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只要不是刻意曲解,“把批评解作辩护而称赞当作讥讽”,批评方的立论就应该站不住脚了吧?可在一个(或真或假而必定)狂热的崇拜者面前,在一个确认“鲁迅先生的生平功罪,已有定论,小丑的一枪,不会有作用的”人眼里,金克木这篇看起来饱含深情且独具识见的文章,恐怕仍然是未尽人意甚至需要大张挞伐的。
《读〈鲁迅全集〉初记》共八节,分三次刊出,17日刊一、二、三节,18日刊第四节,19日刊五、六、七、八节。或是金克木的有意拆分,或是编辑的精心安排,每次均有相对集中的主题。一、二、三节总论鲁迅及全集的价值。第一节跳出单纯的文学角度,确认《鲁迅全集》“包揽了清末民初以来的思想以及五四五卅九一八时期的史实,我们可以把它看做当代的历史的丰碑”。第二节赞赏《全集》体例一致,呈现出的“是讲坛上的鲁迅,是出现于群众之前的鲁迅”,“这是一个完整的活人,没有残废,也没有化装,他不亲切,只因为他并不是在内室而是在讲坛”,因而“说他冷酷,说他疯狂,说他刻薄,说他褊狭,都是忘记了这一点,妄以演说家战斗者的行为来武断他的私人品性”。第三节说明鲁迅行为一贯,“敢把自己整个显现在人前”,“有站在街头喊:‘谁能向我投石?’的资格与勇气……因为他敢于剜出自己的恶疮,有正视丑恶的胆量”。
第四节居三次发表之中,先肯定蔡元培所说,鲁迅“为中国新文学的开山”,随后宕开一笔,言“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支流,新文化是以思想改造为主,他却正好是在思想上贯通中外承先启后,秉承中国的学术风气,又接受了西洋的思想潮流”。鲁迅秉承中国学术风气,是谓内启,来于清末,“重公谷而抑左氏,主今文而斥‘新’学,尊八代而卑唐宋(文章),伸释氏而薄时文;而地理音韵之学亦一跃而登宝座,盖欲求中古文化交流之迹,不得不究西北边藩舆地,而音韵之成为学,亦正茁生于六朝译经之时”。其接受西洋潮流,谓外铄者,则源自法国大革命,并涉及俄国、日本和中国的社会与思想变革,因为潮流本身的新旧交替,接受者难免“一方面是信奉科学至上,却又恐惧着机械毁灭了人性以及美知爱,一方面是坚持个人独立自由,却又意识到社会的羁绊与集体的未来。这种矛盾若伏在心中,表示出来的便是沉默的反抗与绝望的战斗,为已经失败和不会实现的理想而努力”。
第五节从鲁迅出生的地理环境,辨认出他具有“挟仇怀恨茹苦含辛至死不屈的反抗”的“越人的遗民气质”,进而指出“鲁迅却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遗民,而是一个失败了的理想与革命的遗民”,并言其“后来似乎由悲观的‘遗民’转为乐观的‘先驱’,实由于他悟出了‘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突过了绝望自然又近于希望然而还是一条路线并没有如无识之徒所谓‘转向’,不足为朝秦暮楚缺乏羞耻的人的藉口而正可表现一贯到底誓不变节的遗民的伟大”。第六节回应鲁迅多作杂感而没有留下不朽大作的遗憾,认为如此认识“未为卓见,因为他的杂感的历史的价值,实在还超过其文学的价值。杂感文章的准确锋利固空前绝后,而当时中国的社会尤其是文坛上的种种相,藉鲁迅而传留下来,更是历史的伟业”,正与第一节所谓留下史实照应。第七节谈鲁迅的文学技术,推测“思想的深邃,内容的隐讳,典故的繁多,受西洋影响的句法的复杂周密,使鲁迅的文章未必能不加注疏而为将来的青年看懂”。第八节是结语,并述作者与鲁迅作品的因缘。
以上连篇累牍地引用,一是因为金克木这文章目前还很难读到,一是文中对鲁迅的几点评价,即便放到现在也值得参考,甚至称得上灼见。比如把鲁迅的总体作品看做当代的历史的丰碑,比如把鲁迅放在新文化而不只是新文学的角度考察,比如把鲁迅的杂感视为历史的伟业,都颇能予人启发。但或许正因为看得深,金克木并没有把鲁迅推举为空前绝后,而是将其放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上来认识,谓其还稍稍缺乏一点建设性——“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有两副面孔:一、是表白将来的理想,作先驱者,画乌托邦;一是批判现在的事实,当吊客,撞丧钟。法国大革命前,卢骚演前一类的生角,伏尔德扮后一类的丑角。鲁迅似伏尔德。照前面所说的中外两派思想主流在中国汇合时所挟带的东西说,中国思想界不能有卢骚。虽然只是正反两面,但事实上中国思想界还缺乏,具积极建设性的,《社会契约》与《爱弥儿》的作者。鲁迅往矣!来者如何?”——这是否已经足够让认鲁迅为空前绝后者愤然了?
文章首尾,金克木各引了一句鲁迅的诗,均出《辛亥残秋偶作》。开头用的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结尾用的是“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或许前者可以表现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肠,后者可以视为“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过渡特征。二者密不可分,没有孰先孰后,而是这热肠和过渡的特征一起,构成了值得敬佩的整全的鲁迅,正如金克木把他的想法交融在一起的这段话:“鲁迅的思想未必有承继者,鲁迅的文章一定无传人,鲁迅的著作将有许多孩子们看不懂,只成为历史的文献,然而鲁迅的精神愿能亘古常新,直到阿尔志跋绥夫与安特列夫的世界消灭,武者小路实笃与爱罗先珂的世界到来时,永远给未老先衰的青年以警惕,给老而不死的朽骨以羞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