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遣春温上笔端 ——谈谈金克木的几篇佚文（下）

陈小将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人有意无意的倾向，足以让事物看起来不像是它本来的样子。比如这次发现的八篇金克木佚文，临近结尾了，我谈论的不过四篇，不是跟周氏兄弟相关，就是牵扯到金克木的知识结构，另外四篇文章似乎不曾存在。其实《围棋战术》开金克木写围棋并借围棋谈时事之先河；《忠奸之别》分析汉奸心态，鼓舞人们敢作敢为；《归鸿》写两位爱好文学和钻研古籍的朋友，本来文弱多感，却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战场；《秘书——地狱变相之一》大概可以称为小说，或许因为写于抗战胜利之后，对性格浮夸（或许跟《归鸿》中的两位朋友原本是同类）、经历战争而毫无变化者投以讽刺，是金克木此后诸多半真半假的叙事作品的开端。
紧接着的问题是，虽然我早就注意到这批文章多写于抗战期间，或者跟抗战有关，但还是会不经意地忘记写作当时的情形。等意识到这个问题，再回过头来看各篇文章，发现抗战几乎是这些文章从未脱离的基本背景。除了直接相关的《归鸿》和《秘书》，以及跟周作人相关的两篇，看起来不相干的《读〈鲁迅全集〉初记》，也会提到，“鲁迅所接受并发扬的这种思想，也有向下的危险的成分。它可以使人偏激奋发，也可以使人感慨玩世。明显的例证是：鲁迅与周作人先生的家教，学历等等都一样，而晚节却那么不同。假如从北面南的是周作人先生而非鲁迅，鲁迅会不会在北平当教授玩碑帖而让他的介弟在上海领导左翼青年？”或者离抗战较远的《读史涉笔》，也不忘提醒，“（日人）那些对于中国古人尤其是中国民族性的一些荒谬绝伦的说法，直接给他们的教科书供材料，间接就为兵工厂制造炮手与炮灰”。
有意没提《围棋战术》，是因为这文章的中心即分析对日战术。或许应该注意，这篇文章发表时，里面有诸多“×”，原因呢，当然是迫于当时的检查制度，如戴望舒的回忆，“似乎《星座》是当时检查的唯一的目标。在当时，报纸上是不准用‘敌’字的，‘日寇’更不用说了。在《星座》上，我虽则竭力避免，但总不能躲过检查官的笔削……这种麻烦，一直维持到我编《星座》的最后一天”。有意味的是，进过有那么多“×”，金克木要表达的意思，仍然顽强地传达了出来——“在×人所不着眼或不能致力的地方，广布势力，一旦主动便一鼓而歼×人。在这样情形下才可以说×愈深入，对我愈有利，战线愈长，罅隙愈多，胜利愈有把握。”“我们作战，不是一刀一枪对面相拼，而是自下而上地陷之以泥淖，喷之以火山。”“我们作战，不仅是一军的战争，而且是政略的战争。×军及伪组织加速中国农村经济的崩溃，而不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这样虽欲运用以城市统制乡村的进步的×国主义侵略的策略，也必然要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如果不怕有人说攀附，我们是不是能想到当时内地的情形，从这些话里看出某种抗战方针的必然性？
既然说到抗战，就不得不提到汉奸问题。除了跟周作人相关的两篇，佚文中的《忠奸之别》，也富有意味。文章对忠奸之别的描述，堪称活画，有意者不妨对照：“汉奸的手段之一便在找寻民众的不满现状心理，趁虚而入，挑拨离间，使民众不拥护抗战领导机关。于是有许多话大家都不敢说，有许多事实大家都不敢暴露，为的是怕说了近似汉奸的话，分化减弱自己的力量，动摇民众的信心，客观上作了×人的工具。然而汉奸是无所顾忌的，他们反而尽量去说出对现状的种种不满，做了不满现状的传声筒。”面对如此情形，激昂慷慨固然无济于事，束手以对似乎也不是妥当的办法，金克木便在文章结尾提出了可能的判别标准：“我以为忠奸之分别……只看有无具体的事实与积极的明确的意见。若指摘弊端后即提出具体的改造意见（不是诿之名词的空话），这是有利抗战的。若说了一通坏话后便不声不响，大有等‘皇军’来超度的气味，便是货真价实的汉奸了。忠奸言论界限一判明，言论便更得自由了。否则，‘争取’‘哀求’‘退让’都无济于事了。”
绊绊磕磕写到这里，心情变得有些沉重，忽然想起《归鸿》中一位朋友写给金克木的信，因为有艰难时刻中的抒情，或许可以冲淡点儿坏情绪：“你能来也好，我当然希望你来，咱们大家在一起干；可是我不劝你来，因为怕你的身体受不了。我是发誓不过黄河了。也许三月五月，也许三年五年，咱们黄河北岸间。倘若见不到我的人，那么，别忘记临风凭吊我一次。我是死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九一八’后的故乡所共同经历的那些生活的。不过，我相信我不会看见你。那时，我一定向你报告我是怎样从死中活过来的，可是你也得准备对我说，你在南方怎样活着。”是的，或南或北，或出或处，或存或佚，若为有益之事，则不妨两行，用不着提前你死我活一番不是吗？话说到这里，不妨就引金克木翻译的《奥义书》中句来结尾吧，虽然有点大而无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