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和“半吊子”的区域研究一

陈小将

1958年3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方语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教授、著名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 1913-1991）先生十分罕见地给《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这两个迄今为止依然是北美最重要的亚洲（东方）研究学术期刊投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不假掩饰地挑明了传统汉学所遭遇的困境，表达了对新兴的“区域主修”（Area Major）的强烈不满，提出汉学家们应当彻底放弃汉学和汉学家这样名重一时的专业和称号，为自己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语文学等专业学科中，重新选择一条学术出路，并按照那个学科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做一名可与所在学科同行们进行公平竞争的优秀学者。

薛爱华
大家知道，薛爱华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中古时期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一位专家，他的名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外来文明研究》是西方汉学研究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r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汉译本：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学界常有人将薛爱华的学术兴趣、方法和成就与伟大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博物学家劳佛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先生相提并论，他们都继承了传统欧洲汉学的优良传统，其博学深邃的学术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
薛爱华曾经是1975/1976年度美国东方学会的主席，还长期担任《亚洲研究》东亚部的主编，在国际汉学和东方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然而，在他的学术盛年，他也曾遭遇过严重的政治和学术的双重危机。1949年，他因为拒绝加州大学要求每位教授在必须签署的反共忠诚誓约（Anti-Communist Loyalty Oath）上签字，差点就丢掉了教职；1953年，薛爱华取得了加大的终身教职，却正好赶上了与战后冷战中的国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的美国大学“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急速兴起的时代，这对他所从事的以研究古代语言、文本和文化为主的传统汉学（语文学）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和影响，汉学在北美大学人文学术体制内失去了稳固的学术家园，它被更注重于现实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所取代。
大概就是在这种传统汉学因“区域研究”兴起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困难形势下，想来平常应该很酷、很淡定的薛先生，竟然撸起了袖子，伸纸捉笔，给他后来成为其主席和主编的学会和学刊，写下了这封言辞犀利，颇带几分激忿的公开信。在此我们不妨先将薛先生的这封信转译如下：

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亚洲研究杂志》编辑们的公开信

我谨通过你们向美国东方学会和亚洲研究协会的会员们，特别是那些兴趣在远东的成员，传达这条信息。虽然在趣味相投的同仁圈子里，这早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但是在专业的学术期刊上还很少有人公开讨论过——我指的就是那场让当代汉学蒙羞的毫无结果的争吵。是该汉学长大的时候了！或许也是彻底抛弃“汉学”和“汉学家”这二个曾经名重一时的称号的时候了。它们继续被使用本身已成为产生摩擦和误解的一个来源。我希望我的同仁们能原谅我就这个话题实话实说了。在“汉学家”之间我们都曾听到过诸如此类的说法，比如“语言学家是统计出来的小玩意儿的预言家”“语文学家是吹毛求疵的古董玩家”、“社会学家是是是而非的抽象概念的贩卖者”，和一百种别的［说法］。对于［争议的］一方主角来说，是人类价值的延续在这场道貌岸然的混战中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对于另一方来说，［处于生死关头的是］对科学进步的保证。“古典的”汉学家谴责“现代的”汉学家“时尚地”全神贯注于广泛的社会潮流之中；现代主义者则痛惜传统主义者依旧汲汲于关心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对于那些已经卸除了“欧洲学家”称号的幸运的学者来说，这整个场面一定显得很滑稽，尽管他们会被欧洲历史，或者欧洲哲学，或者欧洲文学的某些方面困扰，但可以免受毫无意义和令人羞耻的争斗了。将一位能干的拜占庭古文字学家污蔑为巴尔干政治学的一名平庸的理论家，或者把一位［研究］杜尔哥财务安排的学生污蔑为一位不合格的《新爱洛依丝》（Le Nouvelle Héloïse）的批评家，我想，这大概只配受到鄙视和嘲讽。而恰恰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正在汉学圈子里发生，且多半还是不公开的。技术的语文学家们自以为是地谈论研究远东社会变革动态的专家们于经典诠释的种种不足；［研究］中国的政治进程的学生们哀叹文本批评家们于政治理论方面的愚笨。是让这种废话停止的时候了！这种糊涂想法的最关键的部分是坚持把一个地理区域作为一个学科，它制造出了我们大学课程中像“区域主修”这样的畸形怪物，它是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站。并不存在专用于研究一个区域的严格的研究方法。一位“欧洲学家”既非鱼亦非鸟，而如今，一名“汉学家”亦同样［既非驴亦非马］。做一名对中国的伟晶岩感兴趣的矿物学家是一回事，而成为一名中国魔玉属［植物］的分析家则是另一回事。让这位对东亚感兴趣的学者，就像对欧洲或者对拉美感兴趣的学者一样，决定他该是一位文学评论者、一名哲学史家、一名政治学家、一名描述语言学家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为了他的心灵的健康，他应该尽可能多地了解在类似地理［区域］范围内其他学科的同行们的成就，就像他或可以从一页页地仔细阅读《亚洲研究杂志》和《美国东方学会杂志》获益一样。但是，让他自己在与西班牙文学的批评家、经院哲学的专家、欧洲政府研究的学生、班图语音韵学的分析员，或者任何什么适合他的[专业的学者]的公平竞争中去证明他是一名学者。由此看来，坦率地说，以责难别的“汉学家”而给自己冠以“汉学家”头衔者，除非他投身从事的是一个真的可以互作比较的学科，将使自己容易遭受怯懦的指控。指控［别人是］“老派的”和“新潮的”都是没有意义的。做一名好的历史学家或者金石学家的意义才是明了的；称人为“好汉学家”已成为惹人不快的做法，不同学科的代表对好坏的看法是不一样。这种模糊想法的结果是（例如）将断言“某些语文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或语言学家）是二流的”与断言“语文学（或社会学、语言学）是一个二等学科”混为一谈。除了巩固和认可这种混淆之外，“汉学”这个词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在远东的学者中，就是那些语言学家们（我自己并不属于这个团体）最认真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并按照在科学的语言学家们中间普遍流行的标准评判彼此。让语文学家们、历史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追随这个优秀的榜样吧！我是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我的标准，举例来说，是由［那些研究］比鲁尼（Al-Biruni, 973-1048）、阿格里克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甚至乔叟（Geoffery Chaucer, 1343-1400）的学生们设定的。我宁愿被评判为一名不成功的语文学家，也不想去拥有自大的“历史学家”或者自负的“语言学家”（而我曾是这二者）这样的名头。这份个人的证词是作为我推荐的这种自我分类［定位］的一个无伤大雅的范例提出的，妥当与否或都不会对这个议题产生偏见。大家各尊自便，都别再嚷嚷了吧！
薛爱华（加州大学）

（Edward Schafer, “Open Let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78, No. 2[Apr. - Jun., 1958], pp. 119-120）
不难看出，这封公开信提出的话题是当汉学面对“区域研究”强势崛起和人文科学学科已有精细分工这双重挑战时，汉学和汉学家应该如何重新确定自己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内的专业定位问题。薛先生给出的让“汉学长大”的解决方案是效法“欧洲学”的先例，彻底抛弃传统汉学，以适应北美大学既定的人文社科学术分工体制。同时，他对新兴的“区域研究”这样的畸形怪物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在他看来，对一个地理区域的研究无法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它缺乏严格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评判标准，“区域研究”无异于一个“半吊子的避难所和庸才的收容站（asylums for dilettantes and refuges for mediocrities）”。如果汉学也必须成为一个“半吊子”的“区域研究”类学科，那还不如让它从此消失。汉学家们与其成为“非鱼非鸟”“非驴非马”的怪物，不如立刻起身揖别，各奔前程，转型成为语言、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相忘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江大湖之中。但是，薛先生自己则郑重声明他既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名对“与物质文化相关的中古汉语文献特别关心的语文学家”。换言之，作为一名传统的汉学家，他依然要守住传统汉学这块在北美大学建制中已经无家可归的学术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