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驴非马”的汉学家和“半吊子”的区域研究三

陈小将

顺便说一句，迄今有不少人坚持将萨义德先生的名著Orientalism翻译成《东方学》，这其实是没有多少道理的。尽管萨义德确实把西方的东方学，特别是它的狭义形式，即西方对近东、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教的学术研究，作为他所讨论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重要层面，但是作为学术的东方研究在西方通常被称为Orientalistics （德语Orientalistik），或者Oriental Studies （Orientwissenschaft东方科学），它与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思想方式或者意识形态的Orientalism（东方主义, Orientalismus）并不是同一回事。后殖民时代对东方主义思想及其后果的激烈批判，曾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和打击，当人们知道了由于东方主义，西方对东方的所有知识、研究和认知，无不都打上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烙印，他们自然会问：那么对古代的东方语言、文本和文化的学术研究于今天又究竟有何重要意义呢？
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可归属于西方之东方学范畴的很多不同地域的研究学科，它们在西方的形成和发展恰好与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现代人文科学学术蓬勃兴起同时，所以，从诞生之日起，它们就都是典型的语文学学科。它们要求其从业者们从学习这些地区、民族、国家和宗教的语言、文字开始，通过对它们遗存的文本的收集、整理、翻译、解读，来对它们的历史、社会、宗教和文化做出符合西方人文学术（语文学）规范的研究和构建。而汉学无疑是这类东方学分支学科中的典型，西方早期的汉学研究主要就是对古代汉语语言和文献的研究，是对大量汉语文文献的整理、翻译、解释和研究。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殖民探险家们在中国西北广大地区开展了很多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于西域文物考古领域掠夺了大量珍贵的文物资料，进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他们相继发现和劫取了敦煌（吐鲁番）和黑水城两座西域语文文献宝库，这给当时的世界汉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使这两个学科得以在西方东方学研究领域内异军突起，令举世瞩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先生于国际学术界脱颖而出，声誉卓著，被公认为世界汉学第一人，其学术地位至今不可动摇。伯希和那些不拘一格的学术著作，虽然经常缺乏明确主题、脚注长于正文，但汪洋恣肆、博大精深，是汉语语文学和中亚（西域）语文学研究的典范和登峰造极之作。在他那个时代，汉学是一门经典的语文学学问，汉学家必须是一名语文学家。

伯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