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如何“合成”

陈小将

二、礼仪如何“合成”
在礼仪下乡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 “礼”对“俗”的直接取代，而是经历了儒家礼制与道教科仪、民间宗教等多种传统之间的协商、对话。本书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这些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史清理出若干条可能的线索。
我们知道，在周代之前的礼乐当中包涵了大量的宗教元素，并与“巫”密切关联。周以后小传统的力量一直是文化活动当中不可忽视的“古层”，很难从百姓生活中被剥离开。不仅士大夫，即使在统治者上层，同样可以看到来自“异端”文化的影响，如明朝皇帝选用道士参与王朝礼仪祭祀，清代宫廷受萨满教影响保留大年初一堂子祭天的传统。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恰如丸山真男的比喻一般，“异端”文化像“某种多次反复出现的音型”，正是在这些低音部的修正下，与其他旋律混合组成了美妙的音乐（［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层·执拗的低音——关于日本思想史方法论的探索》，收入加藤周一、木下顺二等主编《日本文化的特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54-156页）。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第八章中作者用较多笔墨对四保早期土神邹公的多种形象做了分析，邹公在元代主要以法师身份存在，明代之后逐渐被纳入祖先的系谱当中，被塑造为状元。不同传说的演绎，展示出道教传统与士大夫文化之间的竞逐关系。这一视角的意义在于为我们揭示“礼仪下乡”之前地域社会的发展状态，即礼仪下乡之前史，正是因为有了道教科仪的铺垫，使得新的儒家礼仪易于落地生根。同时这也是一种“嫁接”的过程，新的礼仪在实践过程中易于受到既有规范的影响，因此有了彼此交错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朝廷与民间之间的“交易”与“合谋”，以“折扣”的方式，实现了“礼仪下乡”。
作者将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和德塞都“挪用”理论相结合，两种视角的引入有助于我们理解礼仪在民间的合成过程。“文化霸权”强调统治阶层并非完全依靠强制和压迫手段实现统治，而有赖于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谈判、妥协、平衡关系。“挪用”则强调底层大众对宏大规训机制具有能动地适应、改造的能力。儒家文化在下渗过程中保持了与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对话、合流，同时作为接受、使用方的民众可以对不同的资源进行改造、重组，来达成自身目的。因此，礼仪步入乡村的进程，正如书中所言，并非文化传统之间的压制和取代，而是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成分，被整合至一个新的、不断变动的、也不必然是首尾一致的文化拼图的过程。
在文化合成过程中，最为突出的节点是礼生引导的礼仪和传抄的祭文本（314页）。活跃在乡村世界的礼仪专家礼生并非国家的代理人，他们以师徒相授，没有上下等级关系，因此有相当的自由度，通常身兼数职。从本书附录中可以看到，除了祖先之外，祭文本的祭祀对象囊括了关帝、观音、朱夫子等对象在内的当地几乎各路神明，甚至有符咒和驱虎等祭文。在三教合流的明清时代，通过形形色色的仪式实践，礼生将儒家、道教、佛教及其他本土仪式传统交相采用、熔为一炉，民众则分享着共有的劝善、福报等基本观念。
礼仪在乡间的推行，背后是伦理秩序的确立过程。柳诒徵指出，“礼者，秩叙而已”，通过明伦定尊，实现条理井然。作为倡导者，礼仪实践往往能够为其带来伦理和道德优势。因此，文化合成的过程还涉及伦理和道德层面的建构与妥协。包筠雅（Cynthia Brokaw）曾以四保为例讨论该地出版书籍的刊刻销售状况，所著《文化贸易》一书展示出四保跨越中国南部的多个省份的书籍贸易网络（［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礼仪下乡》则集中分析了四保内部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内外之间当然存在着密切的影响，特别是作者承认经济活动是《礼仪下乡》中的一条“暗线”，我们不妨以两部作品对读的方式，对这条“暗线”作进一步追溯。

《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美］包筠雅著，刘永华、饶佳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四保，虽然地处闽西边缘位置，但与一般乡村以农业人口占据绝对多数不同，其社会构成中士、农、工、商的比例较为均衡，务农人口只占据了不大的份额，多数人的选择，不是做书商，就是当刊刻、印刷工人。经济活动的多样化促进了社会分工，商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模式，使得经营者彼此之间充满了竞争关系，更刺激了宗族、乡约、墟市、神明祭祀等活动的有力展开，让地域社会充满了能量与活力。书商群体更是完成礼仪下渗的关键力量。一方面他们从小接受大部分属于儒家教育的知识性学习，掌握基本社会文化规则；另一方面在伦理上，倾向标榜自己为“儒商”，处处利用儒家伦理为商人生活的道德和社会价值辩护。通过捐纳获取低级功名，倡导资助本地的慈善事业，赢得一定社会声望和地域社会的领导权后，再促进其商业活动的蓬勃运转。在此过程中有意无意地接近、利用、诠释礼仪，深刻改变了乡村世界的精神面貌和现实秩序。
余英时在讨论明清之际商人与儒学之间的关系后指出，商人恰好置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接筍之处，因此从他们的言行中我们比较容易看清儒、释、道三教究竟是怎样发生影响的，又发生了什么影响（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63页）。对四保礼仪实践的研究刚好为此问题提供了绝佳的案例，让我们看到在三教交融、士商不分的状态下，伦理的沟通与道德的互洽，以及民间社会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