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多大程度下乡

陈小将

三、礼仪多大程度下乡
通过宗族、乡约、祭祀等活动，乡民得以目击、参与乃至资助礼仪，不过一般民众究竟是如何看待、使用礼仪的？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符号、工具，还是须臾不可离的百姓日用之学？换言之，礼仪在多大程度上下乡，这一问题值得做一番评估。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分析了诸如就餐行为、社交礼节等活动，如何从宫廷扩展到中下层民众，并且成为一种文明秩序的象征。就材料而言，埃利亚斯使用了大量中世纪末期以来流行的礼仪手册或礼貌守则，像《男孩的礼貌教育》《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等书籍，特别注意其版本信息的差异，通过对不同年代、不同区域出版内容的分析，理出了较为清晰的文明被“规范化”的线索。可资对比的是刘永华所搜集到的“祭文本”，因为主要靠传抄而来，缺乏明确的年代信息，很难判断出礼仪在下渗过程中的历史节点与改动过程。不过，这可能暗示了“祭文本”所承载的礼仪并未发生过于剧烈的变化，或许是与西方经验之间明显的不同处。虽然埃利亚斯考虑的更多是礼节、礼貌，刘永华讨论的重点在于礼仪、礼教，但都涉及庶民阶层对上层文化的接受过程。饶有趣味的是，欧洲礼仪、礼貌的扩散与民族国家形成、资本阶级崛起大致同步，社会的剧烈变动导致心理上的自我克制，文明行为被内化到了个体结构当中。对中国而言，明清两代虽较前朝有所革新，但因袭的面相却更多，礼仪下乡使得民众参与并认同了王朝礼仪，个体心理和生活习惯却未受到严格的规范。
回到对本书的讨论当中，对礼仪下乡的关注，同时需要注意哪些礼仪未能下乡的情况。不妨先从宏观角度，如明初国家政治制度设计和社会秩序制定的角度出发，特别是乡村秩序中的赋役、祭祀、诉讼、乡饮、节庆等制度和习俗出发，去衡量哪些制度与仪式影响到四保，哪些则没有。另外，作为研究单位的四保，是一个地理单元，而非行政单元，七十多个村落分属四县，行政力量在各里各村是否有所区别？还是说都很稀薄？里社坛、乡厉坛在漫长的分化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村落意识的兴起，不同村落之间似乎存在较大的差异，从附录来看，有的村落有多处社、厉坛，有的则一处没有，这或许与材料的阙如相关，但也可以据此追问，礼仪下乡在各村的程度是不是均质等量的？
其次，作者交代对核心材料 “祭文本”的解读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即考虑这些文书是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在怎样的历史过程中被传抄和表演。所以第五到九章以三种进程来展示当中所包含的礼仪实践，而非直接描述诸如婚礼、丧礼、冠礼等重要礼仪是如何成为乡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在叙述过程中“礼仪”的作用类似于针线，游梭于地域社会演进的结构当中，而对针线本身的变化可能揭示不足。比如在第164页作者提到新的时间制度进入乡村生活，这一判断非常有趣，但似乎只对清明祭祖日程作了说明，未能详细展开讨论，读来不甚“过瘾”。历史上对礼仪细节的争论和改动大概从未停止，仅就三年的守丧之礼而言，《礼经》有三十六月之说，《荀子》有二十五月之说，郑玄则认为二十七个月是合适的，可见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因现实的考虑产生具体的变化，还需要充分的细节展示以资对比分析。
此外，作者对四保私塾、社学的讨论似乎着墨不多。作为学童以及乡民接触四书五经的场所，学校对一地的礼仪风俗有着重要的影响，《续文献通考》记载称“弘治十七年（1504）令各府、州、县访保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以下者，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礼”。明代对社学与义学的重视，不少乡间学校成为礼仪下乡的中转站和枢纽，学校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四保是一个图书出版中心，文字在乡民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味。大量游历在外的书商，虽有不少终年在外定居，可与原籍之间仍存在密切的往来联系，通过种种途径将外部世界的所见所闻带回到当地，除了第九章中述及的将天后等远方的神明带回四保外，外部的闻见当中是否包含其他礼仪的种子？总之，值得追问的是，除了书中所描绘的图景外，有没有别的途径使礼仪进入了乡村世界？
本书研究时段兼及晚清民国，但对近代的描述似乎不多。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遇，特别是近代“道出于二”之后对四保是否有冲击？包筠雅在《文化贸易》中谈到在晚清华南的叛乱活动、新式印刷技术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等因素影响下，四保出版业出现衰落迹象，那么经济活动的重大变化有没有对四保内部世界造成影响？从其他地区的经验来看，海通以来，西方商品成规模流入中国内地，流风所及，庶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受到影响，奢侈之风盛行一时，冲破了原有的“礼制”。换言之，近代因素的掺入，可能使得该区域有“再结构化”的现象。
对“礼仪下乡”问题的讨论，还需要对中国其他区域的观察。类似礼生的仪式专家在别的地方或许有不同的称谓，其职责、地位、影响亦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未像四保一样形成“宗族社会”，然而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直到今日仍能看到礼仪的影响。本书中作者以三个过程和空间展示礼仪下乡的进程，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示范，其他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过程和空间，有赖于后学者继续作追问和探讨，来构成新的“文化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