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落户城市需要“第一推动力”

张硕御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近日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0》，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和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所长蔡昉担任主报告的主笔。杨伟民在讲解报告时称，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每年应解决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落户城市，但在具体的操作形式上，考虑到城市的承受能力，可采取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办法，用较长一段时间实现农民工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发展报告为农民工问题所勾画的愿景是值得赞赏也令人欣喜的。所谓城市化，最初和最基本的含义，也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和定居，由此改变经济形态和资源利用的方式，并实现公共服务的共享。如果只是土地城市化了，人却没有城市化，城市就会逐步空心化，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则被边缘化。这显然不是城市化应有的景象。但实际的情形是，大量流入城市并在城市拥有比较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却长期不能成为城市居民；另一些农民虽因城市扩建和土地征用而“被城市化”，但他们却缺乏在城市生活和发展所必须的技能与资源。把这样的状态称为“半城市化”，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解决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问题，显然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显要课题。
　　发展报告称，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其实，这10万元钱还真不是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最大难题。最大难题在于，目前根本看不到农民工落户城市的“第一推动力”。
　　当人们谈论农民工落户城市、享有城里人所享有的福利待遇时，其出发点其实是一种平等的道德原则，以及落实到文化层面的国民待遇原则。城市需要农村劳动力，不错。但即便不给农民工提供平等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在比较效益的推动下，农民同样也会到城市打工。这是人口红利的表现方式之一。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管理机构更缺乏吸纳农民工落户的动力。膨胀的城市人口需要更庞大的公共服务支出，没有哪个城市愿意主动为农民工背额外的财政包袱。于是就不难看到，虽然有些地方对农民工表现出一定的善意，但那也多半停留在象征意味上，比如只有省部级优秀农民工才能落户等。所以，指望每个城市根据自身状况确定农民工转籍的规模，这实际上有点缘木求鱼的味道。
　　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还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如果不存在城乡差异较大的户籍制度，也就不存在所谓落户问题。农民工只要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就“自然地”成了城市居民。所以，要么逐步深入地改革户籍制度，推平这道堤坝，要么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制度，让城乡福利落差稳步缩小。无论如何，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道绕不开的坎。试图在保持现有户籍制度的前提下推动农民工落户城市，除非借助行政命令。但那是可行的吗？
　　城市化从来都不是无痛的过程。但人们看到的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疼痛多半都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失地农民承担着生计的忧虑，主动放弃土地的农民又承担着不被城市所接纳的苦涩。农民工的后代仍是农民工，但“农民工”这个特定的历史称谓却又不能赋予那个庞大的人群以适当的社会定位。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让数以亿计的国民长期不能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不仅在道德和文化上是不适当的，甚至是有风险的。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即合力打造那个推动农民工身份转变的机制与力量。让“农民工”这个包含矛盾的称谓尽快消失在社会语境里，是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应该早日达成的目标。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