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震海：应以柔性思维处理社会维权事件

张硕御月

核心提示：邱震海认为，对于社会矛盾的准确定性，是处理社会问题的基础。以敌我矛盾的思维与其刚性来处理社会维权事件的话，反而会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更加激发。以柔性的思维来处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检讨社会发展模式，在我们的工作模式当中哪些地方出了偏差。这就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意维护群众权利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凤凰卫视9月30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韧：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任韧。中共中央总书记在9月29号国庆前夕，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主题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来看一下。胡锦涛总书记特别提到了三个最大限度：要深刻的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着眼于第一，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第二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第三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提到了四个注重，要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我们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邱先生您怎么看胡锦涛总书记所提到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样一番讲话？
胡锦涛：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
邱震海：对，我注意到几点，第一点就是最近几年总书记应该说是首次，用一个比较大的篇幅来论述人民内部矛盾。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的背景，是最近几年其实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取得最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内部的问题。比如说稳定的压力，比如说很多维权事件，比如说许许多多的公民一些其他的事件。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定性这些事件？它到底是一种敌我矛盾？或者是一种恶性事件？还是一些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知道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中国一贯的划分的方法，如果你定性定准确了，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矛盾来源于何方。这些矛盾到底主要是来源于海外势力的亡我之心不死，还是主要来源于我们内部的某些情况。如果来源于内部的某些情况，我们就能够从我们内部的一些工作当中予以处理，所以我想这个是其实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国庆之前，我们知道明天就是国庆了，在国庆之前发表这个讲话。也许是实际上的巧合，也许是有某些战略上的一些指引在里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首次总书记利用这么一次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机会，来大篇幅的论述人民内部矛盾，我认为非常关键。
刚才我们看到，他用了三个最大限度，三个最大限度我认为这个主要还是一种哲学上的指引，一种方向上的指引，比如用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后面四个注重，主要是方法论上了，具体怎么做。比如说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我认为这句话可圈可点，非常重要。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时候处理矛盾，到底是舍本求末，还是标本兼治，我想这是两个基本上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总书记提出来要从源头上来减少矛盾，同时要注意维护群众的权益。群众有权益的诉求也许这就是矛盾主要的源头，我们要注意维护群众诉求，然后要注意做好群众的工作，尤其要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机制等等。这些我想都是非常具体的一些方法论上，所以我认为一个是定性人民内部矛盾，另外提出了一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我可以说是一种方向上、一种哲学上的指引，第三提出了一些方法论上的一些很具体的措施，所以我认为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任韧：那您怎么看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背景，因为维持稳定其实是中国共产党所一直强调的重中之重，而且人民内部矛盾和维持稳定之间又是密不可分的联系。
邱震海：我认为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对我们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社会问题，我们到底如何来看，如何来定性。因为中国最近，不要说最近二三十年，就是最近若干年其实我们大家都看到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是巨大成就，但一方面也是许多的问题，可以说是巨大的成就和许多的问题同时并存的一个中国。所以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无论是海外的观察家，还是中国内地自己人们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上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怎么看今天中国的问题。
当我们只看到巨大成就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巨大的问题，看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光明的中国。于是当我们只看到巨大问题的时候，于是我们就会产生一些悲观的思维，但是我认为这两个东西是同时存在的。当然我们无可否认这个是巨大的成就，一定是多于、远远大于我们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些的问题我们如何去定性？因为现在看有些问题，虽然还是很零星的，虽然性质上也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现在群众有些维权事件，这些维权事件上升到一定程度，它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乃至会影响政治的稳定，会影响政权的稳定。
像这种零星的事件在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冲击，比如说这个政权的某些象征机构，为代表的一些维权事件。你比如说冲击武警部队，冲击公安局，冲击一些市委、市政府的大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零星的，它本身没有内在联系，但是有时候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本身在每个地方它都是孤立的，但是所有这些孤立的事件背后，它有一个深层的逻辑，我们要准确的把握解读这个深层逻辑，以及为这个深层逻辑寻找某种程度的解决之道。这个深层逻辑是什么呢？首先是涉及到如何定性，我们看到有些地方群众维权事件是非常激烈的形式暴露出来的时候，当我们的反制手段也是非常激烈的用专政的手法，是吧，用我们的公检法的很多手段去予以处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一种敌我矛盾的思维当中。
所以我认为对这个东西定性非常重要，这个肯定也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思想上有所困惑的地方。所以这次总书记提出把这些问题基本上定位成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我想是性质绝对清楚了，这是我们内部的问题。当然这个海外势力、敌我势力，一定会亡我之心不死，它一定会利用这些矛盾，来做些事情，但是源头本身是在我们内部，从方法论上。总书记这次非常明确了四个注重，第一个注重就是注重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所以刚才我提了两句话，八个字，我们到底是舍本求末，还是标本兼治？有时候我们维稳也好，我们可能光治了这个末，而没有治到这个本，光治到这个表，而没有治到这个本，所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其实一言而蔽之其实对很多老百姓来说，其实它可能要维护的是他个人的一个权益，用我们的通俗的话来说，其实完全不存在对整个社会集体的不满，用以前通俗的话来说，完全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要维持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的失衡是如何产生的，也许就是在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模式当中，出了一点点，还不是很严重的，一点点的偏差我们如果能够着重于这些小的偏差去解决问题，也许这就是源头。
任韧：好，非常感谢邱先生。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候回来继续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一下，如何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理解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稍后见。
任韧：欢迎回到《时事开讲》，3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到今天，如何冷静的看待这其中的成败得失？胡锦涛关于在新时期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和现实怎样的反思，我们继续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邱先生你怎么看，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瓶颈？
邱震海：刚才我说其实很多问题，其实我们要给它定性，胡锦涛总书记已经定得很明显定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不是敌我矛盾，不是以反党反社会为它的根本诉求，是人民一些非常朴实的一些权力的诉求。这些权力的诉求它后面能有一个来源，就是可能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模式当中，有在某些环节出了一些小的偏差，以至于使人们群众，底层人民群众他的一些权力受到了损害。于是当所有这些权力受到损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人民群众就会以这种比较激烈的形式，来进行他的权利诉求，于是这就成为一个社会稳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一个隐患在里面。
当我们假如说用敌我矛盾的思维与其刚性处理的话，反而使这个社会稳定，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反而会更加激发。当我们以柔性的思维来处理，一方面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来看看在我们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们的工作模式当中哪些地方出了偏差。也许我想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说的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意维护群众权利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说到三年改革开放，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回答几个问题，第一过去30年改革开放，无疑是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巨大的成就我们不用说了，它的一个基本结果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我们每个人从小家到大家，我们都能感觉到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水准的提高，但是要问一下过去30年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因素是什么？一、二、三、四我们肯定可以举出很多的成功因素，但是导致过去30年最成功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当然最大的失误是什么？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说改革改革，改革不是革命嘛，革命很简单，革命是从一个旧体制推翻了到一个新体制，改革就是从彼岸以完全和平的方式，来进行改革。
也就从如果我们以划船做比喻的话，就从此岸要划到彼岸。我们看看过去30年，30年之前邓小平说是摸着石头过河，那现在我们看看30年以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说未来的改革还有20、30甚至50年，这个改革的彼岸是什么？我们到底应该改成一个什么样子？第三如果说我们的改革是此岸过渡到彼岸，我们现在身处何方？我们现在是身处我们划船中间的二分之一，还是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三的道路？还是我们仅仅走过了二分之一的道路？我觉得这三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大家在思考改革开放成就与瓶颈以及未来走向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三个问题我们要完全回答清楚，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完全不可能，但我来尝试回答第一个问题。
30年中国改革的成就、瓶颈与走向
邱震海：第一个问题过去三十年导致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认为，过去的改革开放，如果我们把它的跟洋务运动，其实在过去150年中国的第一场现代化，和平的、面向西方的，同时也是为了国富民强的第一次现代化的运动是洋务运动，非常遗憾的是洋务运动失败了。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许多革命的努力，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重新开启改革开放，他的手段是和平的，他面向是西方先进的文明，同时他的目标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是跟洋务运动一脉相承的。但是改革开放基本成功，洋务运动全面失败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这里面当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我个人的浅见。
我认为是改革开放在过去三十年是极大的调动了我们中国每一个公民、每一个个体，创造财富一个原始的欲望和他的动力，换句话说在机制上，我们极大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在过去洋务运动的时候，他的企业都是官办的，官办企业江南制造局等等很多东西。而企业、经济如果是官营的话，那这个经济一定是不会成功的，只有把每个公民、每个居民身上最原始的，个体最原始的创造财富的欲望和创造财富的这种能力，全部挖掘出来这才能成功。而当我们做到到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涉及到过去三十年最成功的就是把市场经济的主体，就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一些核心给挖掘出来。
什么叫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买的，一个卖的，两个人你买我卖，你情我愿，至于这个价格，是我们完全以我们两个自己来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一定会产生矛盾，有矛盾就有我们的权力诉求，要解决我们的权力诉求，就必须要有一套法治来进行监管，这个市场它是需要有游戏规则的，必须要有一个游戏规则的监管者，必须要有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就是政府的角色。当我们谈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过去三十年，当我们进行把每个公民每一个个体原始创造财富的动力挖掘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部分的在挖掘了个人的权力，已经在挖掘了我们的法治，已经在探索政府职能的改变。因为政府职能，按照以前亚当斯密斯的话来说，政府应该是守业人，政府应该是游戏规则的监管者，政府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等等，凡此种种。但是政府绝对不能成为买方或卖方里面的一种，如果政府也介入买或者卖的活动的话，那就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问题恰恰在这里，在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过去从农村到城市，城市后来就有双轨制的价格等等，在过去若干年当中我们发现，其实政府职能的转变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应该说从1982年开始国务院的机构进行了6到7次的调整，但是这个机构的调整，基本上都是规模的合并。大的并成小的，但是它的职能没有变化，政府在掌管一切的职能没有变化。我们说出来容易，其实做出来很难，政府必须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必须从全面型的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必须从它的触角伸入到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经济各个角落的政府变成一个守业人，或者是一个游戏规则的监管者，或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但是他不能成为里面买方或者是卖方中的一员。
但是问题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阶段，它往往会有一种政府部分介入经济活动的现象。必须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大规模的经济驱动是由政府来驱动的，这是中国成功非常好的一个因子，在中国目前这么一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推动和驱动的话，经济活动也是不能起来的。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政府的职能它就要有一个界定，就要有一个规范了，它到底是一个守业人，还是里面买方或者是卖方里面的一员，他作为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者，是不是部分的参与买和卖的一种。
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多的人民说的官商勾结、政经勾结等等，那么导致很多导致腐败产生，腐败的产生就使得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橄榄型的。这个社会的橄榄型应该是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最大，富人和穷人是最小的两头，富要富得来路正，穷要穷得心有所甘。现在我们这个橄榄型不存在，我们变成两头大、中间小。富人的阶层很庞大，穷人的阶层也似乎也很庞大，而且富人的阶层由于他和政和经部分的交织，在我们这个社会特殊的早期发展阶段，富某种程度也得富得来路不明，富，富得来路不明，自然导致那头很大的穷，穷得心有不甘。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我想。
任韧：您刚才说的这种橄榄型的这种结构，目前中国社会的不稳定结构，是属于两头大、中间小，这样不稳定结构，导致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
邱震海：我想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前面一部分这个富人群体是以超速度的速度在膨胀，当然我们这里面要做非常细心的一个区分，有些是民营企业家，他以自己的原始动力在区分。当然民营企业家早年他都有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原罪之说，第一桶金往往是来得不是很干净的。但是如果说他后来是遵循着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话，他基本上会向着这么一个方向发展。但是也有一些富的阶层，他是由于政和经的某些交织，当然政和经的某些交织我认为也不用看得很严重，并不是要把每个政和经的交织，都归结成好像是特殊利益群体，都归结成腐败。因为在某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看它是会自动消化。中国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停止下来马上改革就能解决的，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必须要保证它的发展，在发展过程当中让它逐渐的消化。
你比如说二十多年前一个（市场倒挂音对）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消化了，说明还是在不断地消化，这是富的一方。在穷的这一方，当穷，穷得心有不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来了。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弱势群体，工人、农民、下岗工人等等这些弱势群体，他过去没有成为三十年改革开放，或者是相当程度，尤其在最近几年没有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红利的一个分享者。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他的权力诉求，当他的权力诉求这里碰壁、那里碰壁的时候，他就会有个无明火要发泄出来。其实它的本质，这个无明火发作的本质是要维护他个人的权力，要争得他在整个，所有的这个菜里面分一杯羹，或者一条羹而已。
任韧：这样不稳定的社会形态还会继续演化吗？它演化的终极目标是哪里？可能就要涉及到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终极目标了。我们先去一下广告，稍后回来继续请邱震海先生进行解读，稍后见。
任韧：好，欢迎回到《时事开讲》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提法当中，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它的彼岸是什么？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我们继续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邱先生这就要解答您刚才所提到的剩下两个问题，我们先所处的阶段，究竟是在哪个阶段，而以后我们的终极目标在哪里？
邱震海：这是很好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其实现在我们许多问题，我认为不要看得很重，这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当中出了一点点偏差。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掌控，所以这个经济模式里面一点点的偏差，政和经的部分交织，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了，成了一个社会发展平衡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有时候会有些穷，穷得心有不甘，穷的那头很大的，他有所诉求，有所不满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邱震海：当然问题再严重以后，假如说我们再掌控不好，再定义不准确之后，它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了。由于经济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就是步步上升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现在要正本清源，回到经济本身源头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中国现代化它的彼岸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看看三十年以后我们应该探索什么，六十年以后我们还应该探索什么，过去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我想现在我们至少部分应该要有所清醒。
我个人认为现代化它至少包含三种现代化，一个是物质现代化；一个是制度现代化；一个是精神现代化。物质现代化，就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高速发展为代表的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呢？请注意这个制度现代化绝对不是讲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来得那么简单，它是指覆盖物质现代化的那个政治框架。精神现代化就是我们的精神启蒙，我们精神的成熟程度。
那么物质现代化里面我个人认为它又包含两个，一个就是高速发展，绝对的致富，高速发展的那么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阶段叫平衡发展。现在我们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现代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基本刚刚开始结束，或者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呢平衡发展即将要开始。这个平衡发展既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平衡，也包括社会公平正义的平衡，也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应该是橄榄型的社会，现在变成一个倒橄榄型的，两头大中间小，这个也需要重新给它掰回来，校正的重新再平衡的一个发展阶段。
制度现代化是什么呢？制度现代化我认为就更加复杂一点了，制度现代化刚才我说了它是一个覆盖物质现代化成功的一个政治框架。听上去好像有点虚，就像我们现在做节目一样，我们要保证这档节目的顺畅进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房子一样。这个房子必须是有空气，在香港很热必须有空调的，它必须是防雨的，它必须也是防震的。同时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明年、后年，五年、十年以后，不出事的话，我们如果再到这个房子，我们依然能够做这场节目，依然能够进行思想的探讨。但是如果这个房子它不防震，它又不防雨，这个框架就不能保证我们这个节目的顺畅进行。
如果我们把节目变成是物质现代化，把这个房子变成是政治制度的话，就是制度现代化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来得那么简单，其实这个制度对于保证这个物质现代化成功就非常重要了。
看看过去几百年西方的历史上，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代化首先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它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它有一套制度的框架。在西方这个水土环境当中，主要是三个一个是法治；一个是公民自由；一个是以选举为特征的政治民主。我之所以强调以选举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因为政治民主它有很多种形式，在东方的水土环境当中也许可以是协商，协商也是一种民主。那么法治和公民自由，刚才我们说了它是和市场经济一脉相承的，因为市场经济就强调买和卖的个人权力。当个人权力产生冲突的时候，它就需要有独立的法治来进行运作、来进行监管。这个在西方的土地上，市场经济也是从西方及产生的。
现在当我们把市场经济从西方的土壤上搬到东方的土壤上，应该说在过去三十年，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基本成功了。但是我们的政治框架是什么？这是下一步我们需要探讨的，我再次强调这个政治框架绝对不是照搬西方，而我们一定要探索出一套适合东方文化的，当我刚才讲到东方文化里面有协商民主的话，其实我们已经在强调东方文化特色了。但是必须是有东方文化的，但是又必须能够保证我们物质现代化长治久安。以至于就像我们做节目，我们知道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这个防震、防雨的房子中，做一个思想探讨的节目，来得那么稳固。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做节目，在那儿做节目，同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我认为从物质现代化到制度现代化，从制度现代化到后面精神现代化，如果我们说物质现代化里面，有两个高速发展和平衡发展。其实是有四个阶段，从现在我们高速发展开始遇到一些瓶颈，我们要开始平衡发展，我们现在制度现代化的探索还没有开始，然后精神现代化当然思想启蒙也是未来一个长久可以期待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的观一个观点，其实我们的现代化，勉勉强强只完成了四分之一，后面四分之三，乃至将近四分之四的道路还会很长。
任韧：好，非常感谢邱震海先生的解读，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再会。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