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潮改变了一代农民

似彩云般绚丽

走进万州区天城镇付沟村，只见公路通到了每个组，几乎家家户户修建起了一楼一底的砖房，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村党支部书记邓大培乐滋滋地对记者说:“我们村多亏了人们纷纷外出打工，才改变了以前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位现年56岁的村支书，还是村里最先外出打工的打工仔。1979年，村里土地还是集体经营时，年轻气盛的邓大培不安于每天出工挣工分的现状，便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他说:“当时由于农业产量不高，每年集体生产有时辛苦一年还不够填饱肚子，这样干活实在有些不划算!”

据邓大培回忆，当时集体生产每一个劳动日大约折合人民币一角钱左右,加之村里耕地较少,每年分到的粮食也不多，往往辛苦一年到头还不够吃。为了改变家里的窘境，邓大培暗暗决定走出家门去外地闯一闯，找点“外水”钱。

那时是集体生产，人们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外出务工挣钱的意识，放下农业生产出去找钱是不是“不务正业”?当过兵见过世面的邓大培找到了当时的生产队长，悄悄说:“反正现在是集体生产，劳动力也有多的，我外出找点其他活做，既不用和大家争工分，也可以减轻全队的经济负担。”

队长反复思考后，认为邓大培说得有些道理，只是当时上面没有对农民外出干活有个说法，他也不敢随便表态。后来，在邓大培多次游说下，队长默许了此事。

邓大培走出家门后，就到附近的一个石油站打工，比在家里干活强了许多。邓大培一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现在他的儿子和儿媳都纷纷外出到深圳打工，收入一多，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其实，土地包产到户后，由于劳动力有剩余，大胆地走出去打工挣钱已成了许多农民的共同选择。”付沟村3组农民黄一明说，1985年，他家已有了8口人，虽然弟弟妹妹尚小，但种地已经劳动力大量剩余，抱着外出找点肥料钱试一试的心态，他毅然来到了万州城区一建筑工地打工。尽管那时的工资不高，但比呆在家里干农活还是强了许多。

此后，黄一明外出打工就一发不可收，在建筑工地一搞就是6、7年。1992年，他便到餐馆去学厨师。时间一长，他的手艺也越来越好，如今在万州一滚装船上当厨师，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

“农村人不能光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要敢于走出去闯，打工挣钱。”黄一明在总结自己的打工生涯时说，在外面打工虽然苦点、累点，但的确是山区农民摆脱贫穷的一条好路子。

政府因势利导做大劳务经济

伴随着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的施行，农民外出打工便慢慢多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了打工潮。原因主要是: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生产、生活呈现了较大变化，体现为“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清闲”的特征。劳动力过剩、空闲日子多，农民就只好外出找事做，为家里挣点油盐钱。同时，改革开放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市场经济开始席卷国人，农民单纯地种田种地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迫使农民必须去寻找更多的门路改善生活，谋求致富路。

随着各地城市建设的需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在城市建筑行业和沿海一些工业经济重地，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补充和支持，这就为广大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以原来的万县地区棉纺厂和川东麻纺厂为例，1988年，两个厂在全区招收农民工就达2200多人;而当时的万县市几家食品罐头厂每年在生产旺季，均招收季节性临时务工人员2万人以上。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大大膨胀。

据统计，1988年，万县市、云阳、梁平、开县、巫溪和城口共向区外、县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7.2万多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虽然规模和数量并不算大，但外出务工已经成了一些农民的选择。

面对刚刚兴起的打工潮，由于当时受体制和机制等一些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外出基本处于盲目状态，大多数人通过“人缘、地缘、亲缘”转移，所以还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二十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发展的步伐加快，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农民工开始大量涌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这时的转移虽然减少了盲目性，但仍然处于无序状态。直到进入21世纪，由于沿海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这才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变无序状态为有序输出。

特别是近年来，中西部许多地方都把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作为了当地政府的“第一经济”来抓，不仅有序地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在省外设立了联络点介绍农民工就业，而且还广泛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一技之长，便于就业。

为了让农民工外出务工舒心、放心，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劳务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培训农民工，为农民工介绍就业信息，帮助农民工维权，解决农民工家庭的一些后顾之忧等，让农民工在外面安安心心挣钱。

万州区政府为了有序输出劳动力，建立了“政府引导、政策推动、农民自主、服务保障”的工作机制，专门成立了农村劳务开发管理办公室，常年负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培训、监督检查、协调服务等工作。各镇乡街道也按照区里的统一部署，成立了相应机构，建立了服务组织，做到政策落实到位，措施具体得力，运作规范有序。

在培育中介组织中，区里加大了对社会中介服务组织的规范清理，鼓励社会、个人创办劳动力转移中介服务组织;着力培育劳务经纪人和劳务能人，依靠他们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在万州外出务工人员主要集中的广东、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全区建立了100多个外出民工集中地，有10多个镇乡、街道分别在这些外出民工集中地设立了临时党支部、办事处、流动人口计生协会、维权服务站等组织，为农民工服务。

万州农民工有序转移的格局基本形成，已经彻底地从以前的自发转移向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输出转变，实现了合理引导、因势发展壮大的目标，农民工外出管理也取得了新突破。

重庆市政府为了关心、爱护农民工，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专门把每年的11月4日定为“农民工日”，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工的干事热情，创造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的和谐环境，最大限度地发展壮大劳务经济。

数据显示，仅仅今年上半年，万州区就累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46.09万人，实现劳务收入17.0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新增了4.51亿元，劳务收入占了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46%。可见不仅劳务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而且劳务收入已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渠道。

打工打出了“老板村”

在鄂渝交界的大山深处，有一个村被人们称为“老板村”，因为在那里催生了黄建国、黄道顺、向光权、向文革……无数个外出打工的老板。

这个村，就是万州区罗田镇新华村。

9月中旬，当记者走进这个偏僻的山村时，村民们对记者说:“我们这个村以前很穷，一些年轻人为了能有点出息，纷纷外出去打工。不想，他们却在外面闯出了名堂来，现在有几十个人在外面当起了老板，带领大家一起过上了好日子。”

说起打工，不得不提起黄建国，全村人在他的带领下，许多人逐步走出了困境。

那是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正吹遍大江南北，在家务农的黄建国实在在村里找不到致富门路，就干脆跑到了浙江杭州去打工，帮一建筑老板拆房。

一年后，吃苦耐劳、头脑灵活的黄建国和弟弟黄建福两人就自立门户，组建了自己的拆房队伍，开始当起了老板。他的队伍，大多数人都来自家乡的新华村。这样一来，新华村一些有胆识、不甘贫穷的年轻人在黄建国的邀请下，纷纷外出打工，形成了一股打工潮。

新华村主任向光成对记者说，1996年，新华村外出打工的人达到了几百人，其中包括当时的村主任、团支部书记和村妇女主任都外出打工去了。

这些外出打工人员，有的在浙江，有的在江苏，有的在广州，有的在上海，分布面比较广，其中最多的则是在江浙一带，很多人在黄建国的旗下打工。

几年打工生涯，不仅让这些务工农民接受了新事物，学到了新知识，而且更为他们创业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村民黄道顺在杭州拆房工地干了一段时间后，就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出来独当一面，当起了老板。经过几年的奋斗，如今在江苏省已经站稳了脚跟，成为了资产上千万元的老板，年盈利300万元以上。

据统计，如今新华村在外地打工当老板的已经有40多人，其中，资产上千万元的4人，100万元以上的30多人，让新华村一举成了万州远近闻名的“老板村”。打工潮在这里演绎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现代传奇。

这些外出打工者致富后，不仅带领父老乡亲在外地挣钱，而且尽情地回报家乡建设，为新华村修路、修渠堰，资助贫困学生入学和帮助贫困家庭脱贫，让家乡人民脱贫致富。

当年报道

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思考之一:

是盲流还是潮流

据云阳、梁平、开县、巫溪、城口和万县市统计，去年共向县外、区外输出劳务7.2万多人，仅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3.8%。这部分劳务中，属于建筑、乡镇企业、妇联、工商、和劳动服务部门组织输出的6万多人，占84%;属于农村五匠亲带亲、邻带邻出去的1万余人，只占16%。可见，农民的外出流动在我区不是盲流。

思考之二:

是弱化还是强化

“找了钱，荒了田。”这是有的人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论据。其实，我区仅有耕地730万亩，而有农村劳动力361万多人。按每个劳力负担5亩耕地计算，只需40%多一点的劳动力，加上林牧副渔用工，大约有170万以上的劳动力处于过剩状态。目前除个别外出农户因季节衔接不好而造成粮食减产外，整个地区不存在人为耕地丢荒、撂荒和农业大起大落的现象。尤其可喜的是，农民外出挣钱之后，不少是拿回家买良种、买化肥等。去年，我区在遭受特大旱灾、粮食严重减产的情况下，坚持生产自救和劳务输出相结合，当年获得劳务收入2亿多元，既增加了农业投入，又增加了抗灾自救能力。

来源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