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高院不可提倡“大义灭亲”

沩水云飞

9月29日，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其中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官方解释，这一规定体现了河北特色。（《京华时报》10月1日）

此规定被媒体解读为“大义灭亲”，大概是想唤起受众对古老的“亲亲相隐”情结的共鸣，而依我看来，河北高院此举更像是一桩司法交易：交易双方是司法机关和“被告人亲属”，亲属放下“亲亲相隐”情结，作为法律代表的司法机关让渡法定刑罚的20%，交易的直接受益人是犯罪人，间接目的是为了降低司法成本。

这种交易是否也属于“交换正义”的范畴，还值得讨论。它与“自首情节”的最大不同，是行为人并非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其中还包含着对古老的“亲亲相隐”情结的破坏。

实际上，我国现行法律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刑法》第310条规定了窝藏、包庇罪，该罪的犯罪主体已经包括犯罪人亲属。因此，按既有的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包括犯罪人亲属）都有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的义务，河北高院此规定更像是对现有法律的“避重就轻”。

但是，最近几年，法学界对刑罚引入“亲亲相隐”原则的呼声正高，有识之士反对“大义灭亲”的刑法制度，它是司法机关的懒汉思维的表征，也使得国家机器对于人伦关系过度蚕食。

这里有必要厘清“亲亲相隐”和“亲亲相匿”的差别：前者是一种消极行为，主要是指语言上的不告发、不协助、不举证；后者是一种积极行为，涉及到行动上的藏匿、助逃等。“亲亲相匿”危害巨大，法律和社会都应当坚决反对；而对“亲亲相隐”，出于对古老人伦关系的尊重，法律和社会应当既不提倡，也不反对。

河北高院规定犯罪人亲属和法律的“交易”，无疑是对于“大义灭亲”的提倡。虽然从司法实践层面看，我对这种“司法交易”未来并不乐观——人们对逃脱法律制裁的幻想，要比对“减刑20%”的预期大得多，犯罪不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倒是道德沦丧的社会却可能走向终结。（罗前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