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与多面手：乡村社会的福利文化和生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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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是女儿，她们是姐妹，她们是妻子，她们是母亲，她们是婆婆，她们是奶奶。
        她们在家做饭、带孩子、下地干活，她们打烧饼、磨豆腐、做点心、摆路边摊，她们跳广场舞、组织军乐队、扭秧歌，志愿参加文艺演出，慰问老人或乡亲。
        她们是半边天和多面手，她们是乡村文化的践行者，她们是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她们创造了乡村社会的文化福利，她们也是当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文化生态的底蕴所在。——田野笔记。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实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意味着乡村振兴战略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社会内蕴的一支力量不容忽视，那就是中老年女性的积极作用。如我的田野笔记所说，她们不仅是家庭和乡村的半边天，也是多面手和乡村社会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并由此形成一种社会资源和文化福利。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供给上有以下基本思路，即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导的福利国家构思，（参见迟福林等论述）以底线公平为主旨的福利经济构想，（参见景天魁等论述）以及倡导志愿服务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福利社会构想。（参见罗红光等论述）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构想。但无论如何，三者都会接受有关的文化观念、社群或特定行动者的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公共服务或社会福利供给格局。对此，不妨从类型化的福利文化以及由其复合而成的文化生态系统予以理解。
         对于当代中国的阶段性发展，人们已经形象地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阶段划分予以简明表述。如果从社会学或某种系统的角度对中国的阶段变化予以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与三个阶段对应的社群特征分别是：组织、流动和融合。这个过程特征也是我们理解乡村社会福利文化的一个基础性参考框架。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力量全面扎根或下沉基层的基础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化、城市单位化等系列变革，城乡之中的工农商学等社会力量被新生的国家政权以类型化和网格化的方式全面组织起来。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过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或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以国家力量为主导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网格化的总体性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变。
尽管不乏挫折和历史教训，但国家由此聚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仍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例如，我们正在位于南太行山区的林州乡村调研，集体时代，林县人民在林县党委政府领导下完成的引漳入林水利工程“红旗渠”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
        如果说在以前，吃苦耐劳是不得已的生活压迫的话，那么，在集体行动中形成的团体精神和自信力量则是物质财富之后的无形精神财富。同时，国家力量的壮大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现代工业体系的初具规模和两弹一星国防事业的兴起等。这些社会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成就或许也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某些基础并提供了某些基本条件。
        关于改革开放，无论原因为何，其客观后果是促成了中国原有社会结构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动的经济社会格局。正是在这样的大流动和大循环的格局中，原有的可能限制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文化力量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机遇。十多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初步解决，民生状态取得根本性改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
        然而，地域、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分化问题也逐渐凸显，相伴而生的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诸如劳动者权益、环境、食品安全、医疗、养老和教育等问题无不引发民众的关注和热议。而这些问题在乡村，特别是在中西部乡村尤为突出，呈现出相互交织和叠加之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等密集出台，其聚焦所在是融合发展。在林州，这个波澜壮阔的社会过程被形象地称之为“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
        也正是在个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女性力量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我突然发现，村干部帮助我们请来的访谈对象或乡亲几乎全部是男性，（这可能是受到了我们的研究问题的影响）而当我们入户访谈时，接待我们并撑起家庭日常事务的大多则是女性。所以，我们想请各位巾帼英雄来聊一聊村里的事情。”（田野笔记）
        由此，我们得以在一种短暂的和捕获式的田野工作中更为鲜明地感受到这种女性力量的社会价值和意义。（案例略）同时，其他田野中的案例和更为普遍的乡村福利文化和生态构成引发了我们的关注。（案例略）
         乡村女性不仅是半边天、多面手，也是学界称之为“半耕半工”社会现象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俺孩（注：“孩”为儿子）身体不好，在家里。儿媳妇在附近上班。我在家里帮他们看孩子。俺老头在东北打工，一年有三五万收入。”“广场舞也跳，也有表演，唱戏的、说快板的、唱流行歌的，重阳节慰问老人，还有文艺活动，就是志愿者！”（整理自田野笔记）
          而这种家庭分工和社会参与的背后则是某种观念或文化力量的积极作用。对于这样的文化力量，在互联网日趋普及的乡村社会，人们也有所察觉和比较：
         “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照顾老的，还要照顾小的。人家外国人根本不管儿女的事，咱们可做不到。自己孩的孩还是自己的孩。”
         这种以家庭分工或合作为基础的观念不仅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日常，也会随着城市化而进入到城市。例如，在姚村镇西丰村，不少青年人考上大学或做生意后进了城，他们的父母也会阶段性的进城照料孙辈。
        在这些发挥“余热”的人群中，中老年女性的作用尤为突出。“咱们女人会做饭，照看孩子，男人可不行。”（田野笔记）
        这种带有传统色彩的家庭分工也促使我们思考工业化、城市化或单位化对个体行为的塑造。那些习惯了朝九晚五或现代流水线上某个固定环节工作的人们在享有母辈福利文化的同时，能否将这种福利文化传承下去呢？
        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福利国家、福利经济和福利社会的文化生态又会演变出何种态势或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