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重建政治新身份困难重重

为生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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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中央政府的长期孱弱，源于黎巴嫩特殊的“教派政治”传统。要想建立新的政治结构，不仅意味着要打破这一传统，还要重塑新的政治身份。

　　然而，基督徒和穆斯林长期以来对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争执不休，各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对于黎巴嫩来说，破旧立新必将长路漫漫。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大爆炸，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更震撼了黎巴嫩社会。在爆炸事件结束后不久，黎巴嫩国内便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变革。

　　在政治平衡脆弱、经济发展乏力、疫情不断蔓延三重威胁下，民众要求变革的呼声变得难以抗拒。尤其是在政府集体辞职后，黎巴嫩将何去何从？

　　黎巴嫩实行独特的“教派政治”原则，各个团体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来划分国家权力。

　　黎巴嫩总统归属于基督徒，总理归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议会议长职务归属于什叶派穆斯林，副议长职务由东正教徒担任，而陆军参谋长则由德鲁兹教徒担任。议会席位也依据不同的宗教和教派属性予以划分。

　　尽管从1943年的《民族宪章》到1989年的《塔伊夫协定》，议会席位的划分出现了较大变化，但是“教派政治”传统仍然使得黎巴嫩中央政府长期孱弱，无法有效管控黎巴嫩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

　　“教派政治”传统，其实是黎巴嫩历史和国家建构的独特产物。现代黎巴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流亡法国的一些黎巴嫩基督教精英，以及一些法国的社会团体如“马赛商团”，纷纷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治实体。

　　但是，黎巴嫩政治实体究竟应该是以黎巴嫩沿海基督教区域为主建立“小黎巴嫩”，还是要涵盖黎巴嫩山脉的穆斯林区域建立一个“大黎巴嫩”，成为争论的焦点。

　　最终，“大黎巴嫩”方案被采纳。黎巴嫩基督徒、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东正教徒和德鲁兹人，也以人口比例为依据，通过了教派政治的原则分割权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和边远的穆斯林群体人口激增，政治意识增强，基督教团体不再是黎巴嫩国内人口的多数，也难以继续独占黎巴嫩政治舞台。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鼓励着黎巴嫩什叶派建立类似于伊朗的“教法官监国”政治体制；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部打击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加剧了黎巴嫩教派矛盾，直接导致了什叶派“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崛起和发展。

　　因此，教派政治体系既是黎巴嫩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和演变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也是黎巴嫩纷争不断的“原罪”。

　　黎巴嫩示威民众要求打破现有的“教派政治”体系，建立新的黎巴嫩政治结构，构筑强有力的黎巴嫩中央政府。这就意味着要破除旧有的“家族-教派-国家”权力网络，更意味着要构建新的政治历史认知体系和政治话语体系，这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

　　破除旧有的“教派政治”，意味着要构筑新的政治认同基础，而从当前来看，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

　　一方面，这种政治认同需要在黎巴嫩历史和现实中寻找。现代黎巴嫩人的政治身份，往往被追述为“腓尼基人后裔”，但是这种表述只被基督教和东正教徒接受，逊尼派和什叶派更倾向于接受“阿拉伯人”的历史和传统。

　　如果要构建新的政治身份，就意味着要寻找“大黎巴嫩”地区共有的政治属性，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寻新的共同点。

　　但是，究竟是做一个如同基督徒和东正教徒设想的“小欧洲”国家，还是如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所设想的“阿拉伯国家”；究竟是突出黎巴嫩独特的“海洋-腓尼基人”历史，还是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内陆-阿拉伯人”传统，长期以来在黎巴嫩内部都难以调和。

　　另一方面，黎巴嫩各个宗教和教派在一系列重大地区问题上，显示出了深深的裂痕。

　　比如在巴以问题上，基督教和东正教徒往往更倾向于中立姿态，而什叶派和逊尼派则同情巴勒斯坦民众。

　　在叙利亚问题上，什叶派倾向于同情叙利亚政府，而逊尼派倾向于同情反对派。

　　在同伊朗关系问题上，什叶派“真主党”倾向于发展与伊朗的友好关系，而逊尼派则更倾向于发展与沙特的关系。

　　政治体系的建立，往往是政治身份的体现和结果。只有政治身份变化，才能够带动政治体系变革。

　　对于黎巴嫩来说，“教派政治”建立在独特的历史和现实之上，要想破旧立新，重塑身份，进而带动国家实现政令统一，弥合分歧，必然长路漫漫，困难重重。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