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自传 四、北京的生活 记者

dongzi

        于是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与诗栏。几个月之后，我分行写了几首《病的诗人》。第二首是有韵的。因为我终觉得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此后陆续的又做了些。但没有一首，自己觉得满意的。
　　那年，文学研究会同人，主持《小说月报》。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发表。那时的作品，仍是小说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从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觉得，比从前凝练一些。①五四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大学预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种新型的报刊多如雨后春笋，里面不但有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论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介绍批评，以及用白话写的小说、新诗、散文等。在我们求知欲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在课外贪婪地阅读这些书报，就是在课内也往往将这些书报压在课本底下，公开的“偷看”，遇有什么自己特别喜欢的句子，就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抄在笔记本的眉批上，这样做惯了，有时把自己一切随时随地的感想和回忆，也都拉杂地三言两语歪歪斜斜地写上去。日子多了，写下来的东西也有相当的数量，虽然大致不过三五行，而这三五行的背后，总有些和你有关的事情，看到这些字，使你想起很亲切很真实的情景，而舍不得丢掉。
　　这时我偶然在一本什么杂志上，看到郑振锋译的泰戈尔《飞鸟集》连载，（泰戈尔的诗歌，多是采用民歌的形式，语言美丽朴素，音乐性也强，深得印度人民的喜爱。当他自己将他的孟加拉文的诗歌译成英文的时候，为要保存诗的内容就不采取诗的分行的有韵律的形式，而译成诗的散文。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飞鸟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这集里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我心里一动，我觉得我在笔记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两语，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来，在抄的时候，我挑选那些更有诗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为是零碎的思想，就选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两个字起头的，放在第一部，名之为《繁星集》。

　　① 《自序》，收《记事珠》。
　　泰戈尔的《飞鸟集》是一本诗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诗集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自信力，同时我在写这些三言两语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在写诗。（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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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觉得，当时我之所以不肯称《繁星》《春水》为诗的原故，因为我心里实在是有诗的标准的，我认为诗是应该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旧——音乐性是应该比较强的。同时情感上也应该有抑扬顿挫，三言两语就成一首诗，未免太单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岁前后，一口气写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没有像《繁星》和《春水》这类的东西。①下午四点钟，放了学回家，一进门来，看见庭院里数十盆的菊花，都开得如云似锦，花台里的落叶却堆满了，便放下书籍，拿起灌壶来，将菊花挨次的都浇了，又拿了扫帚，一下一下的慢慢去扫那落叶。父亲和母亲都坐在廊于上，一边看着我扫地，一边闲谈。
　　忽然仆人从外院走进来，递给我一封信，是一位旧同学寄给我的，拆开一看，内中有一段话，提到我做小说的事情，他说，“从《晨报》上读尊著小说数篇，极好，但何苦多作悲观语，令人读之，觉满纸秋声也。”我笑了一笑，便递给母亲，父亲也走近前来，一同看这封信。母亲看完了，便对我说“他说得极是，你所做的小说，总带些悲惨，叫人看着心里不好过，你这样小小的年纪，不应该学这个样子，你要知道一个人的文字，和他的前途，是很有关系的。”父亲点一点头也说道：“我倒不是说什么忌讳，只怕多做这种文字，思想不免渐渐的趋到消极一方面去，你平日的壮志，终久要消磨的。”我笑着辩道：“我并没有说我自己，都说的是别人，难道和我有什么影响。”母亲也笑着说道：“难道这文字不是你做的？你何必强辩。”我便忍着笑低下头去，仍去扫那落叶。
　　五点钟以后，父亲出门去了，母亲也进到屋子里去。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廊子上，对着菊花，因为细想父亲和母亲的话，不觉凝了一会子神，抬起头来，只见淡淡的云片，拥着半轮明月，从落叶萧疏的树隙里，射将过来，一阵一阵的暮鸦吚吚哑哑的掠月南飞，院子里的菊花，与初生的月影相掩映，越显得十分幽媚，好像是一幅绝妙的秋景图。
　　我的书斋窗前，常常不断的栽着花草，庭院里是最幽静不过的。屋子以外，四围都是空地和人家的园林，参天的树影，如同曲曲屏山。我每日放学归来，多半要坐在窗下书案旁边，领略那“天然之美”，去疏散我的脑筋。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也是帘卷西风，夜凉如水，满庭花影，消瘦不堪……我总觉得一个人所做的文字，和眼前的景物，是很有关系的，并且小说里头，碰着写景的时候，如果要摹写那清幽的境界，就免不了要用许多冷涩的字眼，才能形容得出，我每次做小说，因为写景的关系，和我眼前接触的影响，或不免带些悲凉的色彩，这倒不必讳言的。至于悲观两个字，我自问实在不敢承认呵。
　　再讲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何况旧社会旧家庭里，许多真情实事，还有比我所说的悲惨到十倍的呢。
　　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国民公报》的“寸铁”栏中，看见某君论我所做的小说，大意说：“有个朋友在《晨报》上，看见某女士所做的《斯人独憔悴》小说，便使我痛恨旧家庭习惯的不良……我说只晓得痛恨，是没有益处的，总要大家努力去改良才好。”
　　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是藉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就使于我个人的前途上，真个有什么影响，我也是情愿去领受的，何况决不至于如此呢。
　　但是宇宙之内，却不能够只有“秋肃”，没有“春温”，我的文字上，既然都是“雨苦风凄”，也应当有个“柳明花笑”。不日我想做一篇乐观的小说，省得我的父母和朋友，都虑到我的精神渐渐趋到消极方面去。方才所说的，就算是我一种的预约罢了。①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围炉读泰戈尔（R.Tagore）的《飞鸟集》（Stray Birds），冰仲和我说：“你不是常说有时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写成篇段么？其实也可以这样的收集起来。”从那时起，我有时就记下在一个小本子里。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从书堆里，又翻出这小本子来。他重新看了，又写了“繁星”两个字，在第一页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说：“姐姐！你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纸上么？”我就写下末一段，将它发表了。②
　　　　　　　　　　　　　　　　　
　　①《我做小说何曾悲观》，收《记事珠》。
　　　　　　　　　　　　　　　　　
　　②《自序》，收《记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