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 | 能工巧匠录

dongzi

        在大同历史上，各行各业有建树的行家里手颇多，他们各有自己的绝活，且名闻于世，我们从他们每个能工巧匠身上，可以了解其所在行当的行业习俗和行规惯制，同时增长行业知识和历史知识。能工巧匠在古代和近代的各建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民俗事象是由他们创业和发明的，因此其名声赖以久传深远，是社会对其贡献的认可。笔者仅就大同历史上有记载或民间中颇传深广的30位人物列出，以展示其各行业风采。

1.三建筑师平城建筑显身手

史载，北魏天兴元年“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这表明北魏以平城为都，不是先兴建后迁都，而是先迁都后兴建。平城的建设规模相当宏大，时间很长，直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前后共96年。想当年，平城的建筑物在大同这片土地上分扩建、改建、增建几个阶段，这期间有许多颇有文化教养的燕代能工巧匠参与。孝文帝时的3个建筑师蒋少游、王遇和李冲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这3位建筑师中，蒋少游出身于山东名门望族，其所师法的是中原汉文化的主流；王遇是羌强族，具有西凉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素养；李冲生于陇西，长于中原，对于西北文化和中原文化都很谙熟。在建筑中，他们表现出以汉族中原文化为主，融合西北和东南文化的多样化建设手法，其中北魏皇室苑囿就是很好的范例。作为皇家主要游猎场所的鹿苑，包括东苑、西苑、北苑，是一座规模宏大、建筑豪华的园林。它西起雷公山，东到采凉山、白登山，方圆数百里。苑内殿宇林立，亭榭参差，松柏参天，迷禽暗日，幽境曲桥，峰回路转，灵山秀水，美不胜收。苑中的采凉山为游猎区，上建“虎圈”，并散许多珍禽异兽；白登山为祭祀区，上有太祖道武庙以及昭成、献明诸庙；方山为佛事活动和游览区，上有方山石窟、方山宫、永固陵、万年堂、思远佛寺和鉴玄殿等。御河、万泉河、开山口河穿苑而过，自然形成和人工修建许多大小湖池，其中以方山下的灵泉池最著名。灵泉池旁建有灵泉宫，是一处规模很大的皇家行宫，朝廷中许多重要活动均在此举行。在鹿苑的西山还开凿了一处石窟，称鹿野苑石窟，与其附近的崇光宫（后称宁光宫)组成一组建筑，其特色浓郁、鲜明。蒋少游、王遇、李冲建设时期，大量移民中有10多个民族的人涌入平城京畿，其中芸萃了各种各样人才，因此这时建筑显示出以中原汉文化为主的多样化手法。
几年前，大同市博物馆曾在城北方山发掘了文明太后水固陵及孝文帝寿陵虚宫，其墓室、墓道建筑和门框、门拱石雕，表现了明显的汉民族文化和西北文化、佛教文化、鲜卑文化、民俗文化的有机结合，为上述论断提供了实物资料。

2.莫题监造平城宫室

在平城建筑史上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6人，其中最早的一位是道武帝时代的莫题。

莫题祖籍为雁门关繁峙县，此人深受北方文化教养，是有名的燕代能工巧匠。当时，太祖以为莫题机智巧夺，特征他入宫，令其为宫室基建中的监察御史，负责规划建筑风格和布局设置，旨在使平城宫室能够表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
莫题接受任务后，查阅资料，潜心研读，在初步营立的宫室、宗庙和社稷以及政务办公所建筑中，得到太祖好评，为确立京城的初步轮廓奠定了基础。
之后，他先后参与建造的宫殿有天文、天华、中天、紫极、昭阳、天安六座，均系皇帝处理政务的场所。他监造的京师十二门特别值得一提。这十二门当为最早规划的京师城门，东西南北每面三门，即人们所说的同儒之门，不是宫城城门。不久又参建皇帝接受百官贺朝的天文殿，供皇帝、太子和后妃们居住的西宫、北宫，以及皇室游乐郊猎之地鹿苑、云母堂、金华室和池台等。
在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到天赐六年（公元410年)十月道武帝逝世的13年营建中，莫题监造期间始终对工程认真负责，并多次受到奖励，使平城初建史中涂抹了一笔浓浓的地域色彩，确定了平城建筑具有强烈的地方性。

3.崔浩论证“不明飞行物”

古大同人民不但勤劳善良、敦厚质朴，而且热爱科学，勇于探索。早在1500年前的北魏时，古大同人就曾对“空中不明飞行物”，即今天所说的“飞碟”进行过全城上下十分关注的大讨论。
  
当时，掌握朝廷权柄的重臣崔浩和著名的学者、诗人、年逾八十的老寿星高允就针对那年出现的空中飞行物进行过热情洋溢的大讨论，参加者多为权贵和史说家。崔浩当时正奉太武帝诏纂修的《国书》30卷完成了初稿。他同参与著述的高允、张伟、闵湛等被夜间空中不明飞行物奇迹现象所吸引。由于崔浩“少好文学经史、百家之言及天象阴阳，且无不精研，时人莫及”，故而对此很感兴趣，查由史籍，用原始仪器观察天象奇观，画星辰流逝图，绘后分析讨论，探究其因，各抒己见，世人认为此是当年最权威的论证。
崔浩等人的研究虽然限于当时的时代和科学水平，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然而其严肃认真研讨科学的精神，的确令人叹服。因为这次讨论很可能就是我国和全世界关于“飞碟”探索的最早一次讨论。     
《魏书·崔浩传》详细记述了此事，并将当时不解之职留给后世后人去进一步探讨，读来不仅饶富兴味，而且启发无穷。
据史料记载，崔浩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武城西北）人。太武帝时监秘书事，其所撰写的《国书》在平城东郊三里竖立石铭，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刻有他的《五经注》。后因“秉笔直书”被迫害。

4.昙曜开凿佛窟
  
昙曜对云冈石窟的贡献是辉煌的，他把毕生精力献给开凿佛窟。
云冈石窟主要是北魏从长安、中山等地掠来的工匠修建的，昙曜大约就同这些人开掘石佛。史载兴安元年（公元452年)文成帝下《修复佛法诏》恢复佛教，和平初年（公元460年)，沙门统昙曜和尚便请示文成帝在平城西武州塞凿山岩雕石壁。现第五窟本尊坐佛高达十七米，为云冈第一大佛，两壁三层幕龛的胁侍菩萨，短衫长裙，富有浓厚的汉装色彩，这是昙曜最先开凿的。之后，又凿五窟，即现第十六窟至二十窟，史称“昙曜五窟”，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第十六窟为释迦立像，高13米，仿照文成帝形象雕刻；第十七窟为三世佛，正中是交脚弥勒坐像，高15米多，相当于未即位而死的景穆帝；第十八窟也是三世佛，高15米多，为太武帝像；第十九窟还是三世佛，窟中释迦坐像，高16余米，是云冈第二大佛，相当于明元帝；第二十窟与前窟略同，释迦坐像高13米多，相当于道武帝，此像面部丰满，两肩宽厚，造型雄伟，是石窟代表作，为露天大佛。全部竣工于公元465年。

昙曜开凿石窟雕刻继承了汉画像石的传统技法，在浑圆的身体造像上用阴线雕刻衣纹；在细部表现上，如大佛之手柔中有刚，雕出了肌肉的质感。各窟形制似椭圆形草庐，外壁满雕千佛。佛像服装，或右袒，或通肩。菩萨头戴宝冠，身着要璎珞，臂上带钏。也有高凸的衣纹，像中亚牧区服。飞天袒上身，斜披络掖，天带飘扬，大裙贴腿、赤足，特点鲜明。

5.董安致力华严彩塑

在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佛坛上，保存了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彩塑31尊，这些塑像是表现“三世”诸佛、十方菩萨、声闻、罗汉，一切圣贤的。制造这些塑像的工匠就是董安和他的弟子们。

董安，云中镇川堡人。从小就喜欢泥塑工艺，脱泥人是他幼时的拿手好戏，故而泥瓦模子数镇川堡的好。长大后仍乐此不疲，逐渐形成特有风格，许多神话人物形象在他的手中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大雄宝殿内佛坛较大，约占室内面积的一半，所塑各像全部敷色，面部和冠戴贴金，面庞较唐、宋微宽，是辽代风格。
华严寺彩塑的艺术造型，是我国雕塑艺术的佳作。佛像端庄凝重，神态慈祥，无一般佛殿中寂静肃穆的气氛。佛座莲瓣均以贴金为饰，每瓣上立佛像一尊，简洁而清秀。各菩萨的形象，既有宋、辽时期的潇洒娴熟风度，又有唐代丰腴圆润的神态，身势秀美，造型生动。供养菩萨和供养童子，或蹲、或坐、或扬手、或合掌，变化多端，神情各异。其中南次间左胁侍菩萨，身姿窈窕，体态俊雅，具有娴淑女性的风度，头部随着眼神侧视而前倾，合十含笑，婉丽动人。董安及其弟子们创作的这些塑像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宗教偶像的格局，而赋予了这些土木偶人以鲜明的个性，确是我国辽塑中的珍品。
  
5. 王逵暮年绘粉壁
  
金代宫廷画家王逵，老家雁地，35岁进宫做壁画工，随宫班多次参与寺庙修葺和宫殿营立，才气横生，逐渐塑造具有自己个性的艺术形象。颇值一提是他晚年创作的传世之作岩山寺壁画。
岩山寺位于繁峙县天岩村(五台山北侧），该寺壁画是王逵68岁时所绘，完成于金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壁画面积原为130平方米(因南北壁窗肩部损坏，现实有97.71米。)其内容：西壁佛教故事，以宫廷建筑为中心，有受胎、诞生、沐浴、出游、射箭、成佛、度化、说法到涅槃各种情节；东壁经变故事和本生故事，《大方便佛报恩经》孝养品中须提太子（即善友太子)割自身肉孝敬父母的经过，清晰可辨；北壁西隅绘一艘大船，扬帆行驶，五百商人航海遇难，风堕罗刹国，得到罗刹女营救；东隅绘一座塔院，当心矗有一座八角七层高塔，下有城墙堞楼；南壁殿阁楼台及供养人像。

在这组壁画中，王逵严谨布局画面，做到比例适当，透视准确，装饰富丽。画面上各种建筑占很大比例，或置于城中，高低错落，主
从有致，阶梯、勾栏、柱额、斗拱、瓦顶、脊饰等无不俱备。画中人物，或庄重，或娴雅，或奔放，或潇洒；宫贵傲慢，商贾股勤，渔夫赤身露体，贫民躬身操作，各种人物表情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其中“水打磨磨面图”，构思周巧，绘制精确，磨面中每个细节均有表现，没有数十年工夫和对生活细致入微的透视观察，是不可能创作出如此精美作品的。画面建筑壮丽，人物服饰典雅，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纯朴而妍丽，画工之精细和画韵之风格，不同于一般寺观壁画，近似于宋金时期卷轴画。
纵观岩山寺王逵壁画，可与历史上名作相媲美，如五代顾宏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王逵之作虽绘于粉壁，而篇幅之大，超过名卷轴画若干倍，是很典型的北宋院体。

7. 解遵一雕刻碑碣留芳名

步入大同市善华寺三圣殿，殿内西侧有金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金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两通碑碣，其镌刻同出于一人之手，这就是著名雕刻艺人解遵一所刊。

解遵一生卒年月不详，据考证可能是金代大同人氏。此人能在相距14年间为重修善华寺古刹两次刻碑，可想而知是当时当世的一位雕刻大师。其碑刻书法精湛，雕刻技法纯熟，被时人视为颇有造诣之刀，故其所刻碑碣千古留芳。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为善华寺最早的文字资料，此碑总高4.45米，宽1.28米。碑额雕刻着玲珑剔透的螭首，下部玄武石龟趺。此碑碣书法雕刻刚劲有力，精湛刻骨，配以文采飞扬的碑文，翔实记载了圆满大师主持修葺大普恩寺的全部过程，是大同市古代碑碣之名篇章。

与前碑碣相比，《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数年后的解遵一雕刻技艺超前，此碑碣高3.06米，宽1.12米，碑文记述了释迦牟尼的一生。解遵一所刊采用金大宪大夫孔固所书丹，字为颜体，字形丰满宽博，挺健遒丽，书法字迹圆劲有力，刚健俊爽，古雅拙美，可见解遵一多年锤炼的功底。
由于解遵一雕刻艺术精湛，故而求作者纷涌，名声大震。从现今艺术科研价值和传统风格来看，解遵一为善华寺雕刻的这两通碑碣不仅考古研究和文学价值比较高，而且是珍贵的金代书法艺术珍品。

8. 孙威发明铠甲
  
你知道铠甲是谁发明的吗?它是由大同府浑源州能工巧匠孙威发明的。
据《大同府志》载：孙威，生于公元1183年，卒于公元1240年，享年57岁。此人“劲沉鸷，有巧思”。从小钻研器械技术，长大后逐渐掌握了一手精巧的制作技艺，十里八乡颇有名气，习武者多索求他打制的兵器。之后，他开设制器作坊为军队制作武器。
元朝初年，孙威被成吉思汗赏识，投到其部，被任命为云中（大同古称）守师处“义军千户”。在兵营中，他为成吉思汗精心发明了“蹄筋翎根铠”，此战衣上面缀有金属薄片，可以进行折叠式活动性保护身体，它运用多种金属材料造成，坚硬无比。身体各部分保护层活动自如，穿连结构。在攻打潞州（今长治)、风翔（今陕西一带）战斗中，此铠甲立下了汗马功劳。

鉴于此，大汗颇为喜悦，便亲手给孙威佩戴上金符，授衔于顺天、安平、河南、怀州、平阳等诸路工匠都总管，并赐蒙名“也可兀兰”。之后，大汗常与手下将领说：“能捍蔽尔辈以与我国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尔辈言不及此，何也?”因此，便不断赐于孙威贵重而漂亮的衣服，进行鼓励。可见成吉思汗对人才的爱惜。
孙威对蒙古军队屠杀无辜百姓深表气愤，并善于动脑救助被俘黎民。史载：“每从战伐，民有被戮者，囤以搜简工匠为言，而全活之。”元太宗十二年，他病逝被赠中奉大夫、武备院使、神州郡公，谥号忠惠。
  
9.孙拱设计叠盾

你知道我国历史上的叠盾是谁设计的吗?它是由大同府浑源州能工巧匠孙拱设计的。

据《大同府志》介绍，孙拱是铠甲发明者孙威之子，自幼就受父亲的熏陶，对铠甲制造技艺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孙拱从小聪明伶俐，善动脑筋，恳钻研，对金属制器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深得其父的器重，十来岁便在孙威的引见下拜望当时掌管朝廷制器坊大权的监察御史，要求收其为童子徒。之后，他用功进学，尊重师傅，常用心于琢磨些新花样。20余岁时被任命为袭甲匠都总管，巧思如他的父亲孙威，当即组织部下制造铠甲280袭献给朝廷。
至元十一年，孙拱又建成制叠盾械坊，这种盾牌能张能合，敛持相当。当时元世祖认为盾牌古所未有，便非常赞赏，赐以币帛。后来，元朝丞相伯颜南征，因原有甲胄不足，诏诸路将士，集百余匠民分批制造这种盾牌，那时，这种叠盾为忽必烈的军事活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由于孙拱的实绩，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孙拱被任工部侍郎。元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905年)，孙拱因病逝于住所。元世宗闻讯后，即赐赠他为大司农、神州郡公，封谥号文庄。
  
10.溥光大笔书巨匾

溥光生活于元代，祖籍大同人氏，为元季有道高僧。据考其俗家姓李，字为立晖，号为雪庵。传说此人精于书画，亦喜写诗，史称至正、大德年间颇有名声的书画家。他“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著名书法家赵孟頫以为溥光手笔超越了他，钦佩之余遂将其推荐于朝廷。世祖忽必烈当即特封溥光为昭文馆大学士，赐号玄悟大师。
当年，由于溥光真、行、草无一不精，且尤以楷书大字擅长，被世人公称一绝，颇得重用，故此大都皇宫里的巨型匾额皆出于溥光之手。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弟子惠福求经，他亲书《佛说八大人觉经》以赠，该经高一丈二尺、宽三丈五尺，每字大三寸，琳琅满目，力透千钩。行家评说“笔力破余地，腕有颜柳骨”、“实出松雪翁上”。可谓稀世珍品。


溥光还善书道，对书法理论研究颇有造诣。撰写的《雪庵永字八法》总结出永字八法变化三十二势；《雪庵字要》概括出大楷书法十三首歌诀，如用笔八法图、字中八病图等，均有独到见地，书界影响较大。从传记中仅有记载看，他对山水、墨竹很有研究，他“山水学关仝，墨竹学文同”、“俱成趣”。同时，他嗜诗如命，“为诗冲淡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