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别节目之战士）英国女孩讲述日军上海集中营里的"美丽人生"

马兵

        纳粹集中营，是法西斯残酷迫害犹太人的象征。二战期间，在上海，也有多个用来关押英美等国在沪外国人而设立的日军集中营。这段一度被湮没的史实，最近被一点一点复原。

    ７２岁的白丽诗（Ｂｅｔｔｙ　Ｂａｒｒ）可能是目前在上海的唯一经历过日军集中营生活的外国人了。从１９４３年开始，日军把英美等国在沪的外国人关进了他们设立的集中营。那一年，白丽诗１０岁，她在日军集中营里度过了终生难忘的８００多天。

　  意大利导演罗贝尔托·贝尼尼自编自导自演的《美丽人生》，用喜剧的形式来讲悲剧，使悲剧更具震撼。由于父母的精心呵护，白丽诗也有了一段日军集中营里的"美丽人生"，但即便如此，那一段在父母保护伞下偶尔泄漏的点点滴滴，仍让她终生不能忘怀军国主义给平民带来的悲惨。

    日军上海集中营的史实告诉后人：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战争来了

    对上海的外国人来讲，上海经历了两场战争的开始，一场始于１９３７年，另一场始于１９４１年。由于中日开战后，日本并没有向欧美开战，因而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仍然在日军的掌控之外，也成为了中国平民，以及文化、科技、经济等各界人士的避难所。

白丽诗和当年集中营用过的盘子（金旼旼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在一天之内便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这片"孤岛"就此沦陷。

    当时，白丽诗的父母均在上海任教。谈到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这一天，白丽诗的印象很深，她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母亲像是预见到这一天的不平凡。"她记下了改变他们一生的战争的降临。墨迹虽已淡去，但娟秀的字母写得整整齐齐：

    "７：００　报纸没有来

    ８：００　Ｋ打电话来，说日本向美国宣战了，马尼拉遭到轰炸

    ８：３０　去麦伦中学教语法，很紧张

    １０：００ 乘车去市中心。南京西路上满是日本兵。

    １０：１５ 愚园路被封锁……

    １１：００ 约翰打电话来说，日军占领工部局（当时公共租界最高权力机构，在今江西路、福州路附近）…

    １２：４５德国电台说，珍珠港、马尼拉、香港、新加坡遭轰炸。上海完全沦于日军控制。除了德国电台，所有电台关闭。"
    战争还是来了，虽然大家早就预料到这一天。因为道路封锁，父亲没法回家。中午，白丽诗和哥哥从学校回到家。整个下午，母亲回答着孩子无休无止的问题，只要一听到电话，就会腾地跳起来去接。
晚上，父亲还是没有回来。一个德国邻居拿来了收音机，还有俄文报纸，一句句翻译给白丽诗一家听，对未来，大家满怀恐惧，不敢多想。

    紧张的气氛在蔓延，恐怖的事情在母亲的日记里越来越多。１２月

白丽诗母亲的日记和笔记：下排左一为记录１０３３条狱规的笔记本，左二为记录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战争爆发当天见闻的笔记本，左三为五年日记。（金旼旼摄）

９日，"约翰说，所有的外国人都要在五天里完成登记……Ｍｏｏｒｅ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教堂（今西藏路沐恩堂）的看楼人被从楼上踢下，当场摔死。"

    １２月１０日，"福州路，看不到头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排队等待登记……考虑战争会持续多久？Ａ说３个月，Ｂ说３个月，我说３年……每一点食物都很珍贵了，不会有船再运来东西，我们也没有钱了。"

    难以避免，白丽诗一家也要登记。随后大家被要求佩戴袖章，美国人是Ａ，英国人（以及部分欧洲人）是Ｂ。"这一点让我们很反感，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需要戴袖章。"

    恐怖在蔓延。日军的宣传卡车整天在大街上高声广播，到处是日军传单。街道随时可能被封锁。人们随时可能被日军带走，而被带走的人多半就消失了。

    父亲的学校面临危机，许多中国学校已经关闭，搬往内地。一天父亲学校里一个即将去内地的中国学生，对他的美国同学说道："你们必须呆在这里，因为你们是囚犯；但是如果我们呆在这里，就是奴隶。我一定要去大后方。"不久，白丽诗一家成了真正的囚犯，开始集中营里的生活。

龙华集中营

    白丽诗坦言，与很多人相比，他们一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将要去的龙华集中营是日军关押平民的场所。而当时许多被日军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或者有间谍嫌疑的人都被关到了"桥厦"（Ｂｒｉｄｇｅ　Ｈｏｕｓｅ，今四川北路、苏州河交界处的新亚大酒店）日军宪兵司令部，多数人有进无出。

１９４２年，白丽诗一家和麦伦中学中国学生的合影。注意白丽诗父母的臂章。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０日，白丽诗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她１０岁生日刚过两天。抱着洋娃娃的她看着父母忙碌地收拾东西，不知道金色童年从此将结束。那天之后，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了意义：２２／２２５，２２／２２６，２２／２２７，２２／２２８便是他们一家四口的代号、之后八百多天的"名字"。

    按照日军的要求，白丽诗一家必须立刻搬入龙华集中营（今上海中学）。早上７点半，三辆三轮车载走了白丽诗一家的全部可带走的家当。到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今中山公园附近）后，换乘大巴向南前往集中营。

    少年不识愁滋味，"所有的孩子只以为是外出野营度假。一路经过徐家汇天主教堂、徐家汇藏书楼……我满心激动，期待着新的冒险旅程。可出了法租界，街道开始变得杂乱、肮脏，走过郊区田野，满目疮痍。最后，在一片荒芜中，我们到达了目的地：龙华集中营。" 白丽诗清晰地记得那一路心情的变化。到了集中营，看着周围的铁丝网和哨兵，所有人心都凉了。

营里的生活

    白丽诗一家四口被安排在Ｇ号楼，一间１２ⅹ１４英尺的朝北小屋，比白丽诗在愚园路自己的卧室还小。不过大家还是感到庆幸，毕竟一家人还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他们像沙丁鱼一样５０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一千余名难友，８００多个日日夜夜就这样开始了。

上海龙华集中营。此图为当时也被关在龙华集中营的Ｉｒｅｎｅ　Ｄｕｇｕｉｄ所画。

    在集中营，缺衣、少食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初期食物还比较充裕的时候，早餐通常有一碗粥、半只硬面包，午餐和晚餐有米饭和麦糊。此后，食物越来越少。到１９４５年春，据白丽诗母亲日记的记载，早餐一周四天只有一杯茶，另三天是一盎司麦糊；午餐是卷心菜汤和一个土豆；晚餐根本就没有。

    除了食物，水是集中营最宝贵的资源。洗澡时大家分成１０组，大家就位后，负责人会叫道："准备，开水！"一分钟后，叫声又起："关水！擦肥皂。"半分钟后："水来！"不过，就是这样的洗澡，也已经算是很奢侈的了，不久就被取消。

    白丽诗清楚地记得，常来他家的一个英国朋友和一个比利时银行家，每次都是自备"茶水"的。而母亲也练就了用两杯茶水洗净一家四口碗碟刀叉的功夫。
衣服也是大问题，因为孩子们都在长身体。大家只好把所有孩子的衣服集中起来，轮着穿。到了冬天，大家只好把所有的布都裹在身上，再把仅有的一点可怜的热水灌在水壶里，捂在被窝，以便早上可以喝口热水。

外国侨民在龙华集中营劳动。此相片由Ｐｈｙｌｌｉｓ　Ｈｉｌｌ先生提供。

    在和白丽诗交谈的时候，她总是保持着积极、感恩的心态。虽然有的人要在寒冬腊月在彻骨的水里，不停地洗切厨房的碗菜，虽然有人要做烧砖的苦役，连上海天主教大主教也做着下水道清洁工作，但每个人都坚持着，期盼着。"我们是幸运的，我知道在战争里，中国人民所受的痛苦甚于我们百倍。"

    所有人都要做工，虽然很多人曾经是老板、经理、教授、作家、神父……，但是在困难面前，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争取着每一点可以获得的权利。

    同时，营外的救济也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在初期，一些葡萄牙、瑞士朋友会时不时地送来些衣物药品。国际红十字会也会偶尔送来些救济品。在集中营附近的中国农民也会冒着生命危险，隔着铁丝网送些吃的。

    但是，疾病还是在蔓延。没有药品，甚至连蚊帐也是重病号才享有的专利。在白丽诗母亲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着一个个死去邻居的名字。

    疟疾肆虐。白丽诗的哥哥迪克（Ｄｉｃｋ）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一次一位难友送了半碗牛奶给迪克，白丽诗在送去的路上忍不住啜了一小口这久违的美味，为此好长时间她对哥哥都有负罪感。

恐惧伴随成长

    集中营的生活绝不止缺衣少食这么简单。虽然有父母的庇护，虽然孩子的天真往往能在苦闷中觅得快乐，但恐惧感从来没有远离。

外国侨民在龙华集中营劳动。此相片由Ｐｈｙｌｌｉｓ　Ｈｉｌｌ先生提供。

    让白丽诗最为害怕的是每天早晚两次的点名。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房门口大声报出自己的号码，如果缺了谁，同楼的难友就会受到株连。有时查房会在半夜时分突击进行。

    白丽诗清初地记得，一次一位邻屋的老人只因为动作慢了一点，结果日本兵狠狠地打他耳光，直打到老人跪地，仍不放过。在一个孩子的心目中，难以理解一个人会对一个老人如此施暴。

    虽然喊了数千遍２２／２２８，但白丽诗每次还是会害怕，特别是日本兵在喊完之后的入室检查，每当此，白丽诗的心都狂跳难止，因为母亲将一把长长的厨房用刀藏在她的洋娃娃床内。

    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９日，三个难友越狱逃跑了。从此，狱规更加严厉。在白丽诗母亲留下的一本笔记本上，记者发现的狱规达１０３３条，从不准逃跑到不准用电烙铁，事无巨细，全都有规定。可以发现，８月１９号以后："室与室之间禁止走动，一天供应两餐，私人藏书全部没收，不许通信，一切工具没收……"

    当天下午，不知何故，几个日本兵追打一个难友，那人一路狂奔一路嚎叫。被捉住后，日本兵用扁担猛打，凄惨的呼叫回荡在空旷的营地。大家积压多时的怒火终于发作了，人群从楼里涌出，声势壮大，场面失控。结果，当晚大批宪兵带着机枪包围了集中营，大家在恐惧中度过了好多天。

胜利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集中营里的人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美军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过去轰炸龙华机场。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头顶擦过，人们甚至看见飞行员向他们挥手。

上海租界、集中营地点示意图。图上红圈处为集中营地址。此图来自Ｈｕｇｅ　Ｃｏｌｌａｒ著　Ｃａｐ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１９４５年４月的一天，大家突然发现碧蓝的天空，美国战机排成Ｖ字形飞过。"快看，天上是什么？"、"Ｖ，Ｖ，Ｖ""什么意思？""Ｖｉｃｔｏｒｙ，胜利？"

    的确，那是美国战机在向大家传递欧洲战场的胜利！不久，盟军告捷菲律宾的消息传来，难友兴奋无比。但是，谣言也开始满天飞：有人说他们会被转移到内地，有人说日本投降前会把他们都枪毙……

    不过，８月１５日，战战兢兢的难友们终于放下了悬着许久的心。白丽诗母亲当天的日记如此记载：

    "中午，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战争终于结束了。多么值得庆祝！晚上７点，难友们作了露天感恩礼拜。在Ｆ楼上，七面旗帜迎风招展：美国、荷兰、英国、中国、比利时、俄国。难友们在屋顶欢庆到午夜。天那么清！月光那么亮！一切那么美好！"

    自由了，白丽诗至今记得自己在两年多后第一次踏出集中营大门的情景。"我跨出去，又跨进来，再跨出去，再跨回来……这样反复了许多次，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进出了。"　

    １９７３年，白丽诗回到中国，和她父亲一样做了名教师。１９８４年，她和王正文先生在上海喜结连理，从此定居上海。

    "这里有我童年时代最美好，和最悲惨的记忆。我热爱上海，热爱从患难中一起走出来的上海人。" 白丽诗笑着说，"Ｉ　ａｍ　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ｉｒｌ（我是上海女孩）。"


链接之一："上海女孩"白丽诗和她的父母

    １９３７年８月的一天，美国《达拉斯晨报》刊出了一个英国小女孩和哥哥的中国装照片，照片上哥哥拿着中国碗和筷子，妹妹抱着一个中国装的娃娃。照片下面是这样的文字："今天，４岁的白丽诗（Ｂｅｔｔｙ）和７岁的迪克（Ｄｉｃｋ）得知，他们父母曾经任教的上海虹口麦伦中学（今继光中学）被日军飞机炸毁了。两兄妹在达拉斯的外婆家。"

    在这次轰炸中，白丽诗在上海的家也随学校化为了一片废墟。１９３７年８.１３淞沪抗战爆发，白丽诗一家恰好在美国外婆家做客。但为了在中国的教育事业，父亲决定立刻返回上海。回到上海，父母只从废墟中检出了几块结婚时买的瓷器碎片留作纪念。

    白丽诗的父亲约翰.巴尔（Ｊｏｈｎ　Ｂａｒｒ），英国苏格兰人，１９２４年由英国教会派往中国，就教于麦伦中学，直至１９５２年。母亲露丝·希尔（Ｒｕｔｈ　Ｈｉｌｌ），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硕士，１９３０年来到中国，任教于沪江大学。

    １９３３年，白丽诗在上海出生，她喜欢称自己是"上海女孩"，因为她生于此，而且和上海一起经历了那场劫难。上世纪８０年代，她嫁给了一个"上海男孩"，从此定居这个城市。和白丽诗相识算来已经５年了，在我提出要把她的故事写下来的时候，她很犹豫，总念叨："中国人所受的苦比我们多得多，我们很幸运。" 她总是这样怀有感恩之情，她说，在经历了集中营里的八百多个日日夜夜后，每一个幸存的人都会学会感恩。

    白丽诗承认，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在父母悉心爱护下的孩子，对战争的恐怖没有成年人理解得全面、深刻。她总讲起两部电影。一部是讲述纳粹集中营里生活的意大利影片《美丽人生》，父亲一直用谎言瞒着儿子战争的真相，让他以为战争不过是游戏。白丽诗承认，她对集中营生活的记忆，难免带有父母善良"谎言"的痕迹。但是就在那样的保护之下，恐惧感也从来没有离她很远，哀叫、嚎哭的声音也常常会在她脑中回响。

    另一部电影是《太阳帝国》，这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取材自上海集中营的生活。但是，白丽诗说，每个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的人都很愤慨，因为那不是历史，导演为了增强戏剧化效果，故意弱化了集中营里生活悲惨的一面。

    能够记录这段历史，要感谢白丽诗的母亲。在讲述故事的时候，白丽诗拿出了一包珍藏了几十年的笔记本。大大小小的本子上是母亲在战争期间的日记、笔记和随感。

    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母亲写下了这样的句子，这是英国著名学者塞缪尔.约翰逊的格言："对我们这些不起眼的生命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于琐细的。只有研究生命中的饾饤细事，我们才能学会减少痛苦，增益快乐之道。"

    所以，母亲记下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那天的所有细节，记下了集中营里的１０３３条狱规，记下了所有死难同胞的名字……

    上世纪八十年代定居上海之后，白丽诗接待了许多当年的幸存者，以及他们的后代重返集中营。她半开玩笑地说，如今她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专职接待员"了。她向重返集中营的人们，以及来上海参观的外国旅行团讲述那段历史。就在记者采访之际，她还接到一个陪同澳大利亚教师团参观集中营的任务。

链接之二：上海集中营：二战史中被遗忘的角落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空袭珍珠港，日本对美欧宣战。在上海，日军当天凌晨炸沉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两艘盟军炮艇ＨＭＳ　Ｐｅｔｅｒｅｌ和ＵＳＳ　Ｗａｋｅ号，这是当时盟军在上海的唯一军事力量。１２月８日晨，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完全占领了上海英美公共租界。

    占领公共租界之后，日军迅速进驻英国、美国、荷兰等驻沪领事馆，将使馆人员集中管理。同时，日军清算英、美、荷等国在沪银行，强行侵占工厂、企业。

    根据当时日军的规定，敌国侨民凡满１３岁者均须佩带红色臂章，美国人为Ａ，英国人、比利时等为Ｂ，荷兰人为Ｎ。同时规定，凡佩带这种红色臂章者，不得进入戏院、电影院、舞厅、夜总会、跑马厅等公共娱乐场所。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日本军事当局决定对在中国的"敌国人"采取区别对待，对"拘押者"和"集团生活者"进行区别。凡是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可能对日本造成危险的人实施拘押。拘押的地点主要在海防路，以及四川北路、苏州河的"桥厦"（Ｂｒｉｄｇｅ　Ｈｏｕｓｅ）日军宪兵司令部。

    据当时公共租界英国居民委员会主席休奇·科勒（Ｈｕｇｅ　Ｃｏｌｌａｒ）回忆，占领后日军疯狂地抓人，在第一批被捕的美国人中，有著名摄影记者Ｊ．Ｂ．鲍威尔，还有许多是商人、警察等等。被抓进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人很少能够活着出来，大多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科勒回忆道："日军什么人都抓，毫无理由和根据。最终那些有幸活着出来的人，都面目全非，彻底被摧垮了，全都沉默寡言。"

    如今，这座恐怖的"桥厦"大楼仍然矗立在苏州河畔。白丽诗在几年前曾经陪同过一个英国建筑师参观，那位建筑师的祖父，上海和平饭店内饰的设计师，１９４２年就死于这栋大楼。

    至于其他人，日军于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４日制订了《在沪敌国人集团生活所实施要纲》，决定将英美在沪的侨民收押进集中营。

    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日文名称是"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日军所取的英文名称是"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ｉｖｉ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意为"上海平民集合中心"。但在一些英美幸存者的回忆录中，一般直接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ａｍｐ"，即"俘虏集中营"。在抗战胜利后，中文一般称"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简称"上海集中营。

    上海集中营，历时两年半，从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９日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共关押过六千余人，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苏联、挪威等国。被关押者最小的６个月，最长者８８岁。是二战期间发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

    但是，这段历史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人遗忘。长期从事上海史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介绍说，由于集中营处于封闭状态，与华人社会隔绝；被关押人员在二战结束后，绝大多数都离开了上海，所以一般人知之甚少。而在英美等国，由于上海不是反法西斯的主战场，因而也未引起国外史学家的注意。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最近获得日军外务省档案《在上海敌国人集团生活所收容敌国人人名表》，当时上海共有包括龙华集中营在内的９个集中营，以龙华、浦东两处集中营规模最大，关押人数最多。

    与海防路和"桥厦"拘押的人员不同，在上海集中营里的人生活要略好一些。只要不违反营规，一般没有性命之虞。熊月之认为，日本占领当局对待集中营里的盟国侨民，与德国人对待犹太人不一样。其原因很复杂，比如英美虽然在军事上是日本敌国，但文化上是日本人学习的对象，于是日本人对英美侨民的心理比较复杂。不过，一旦违反营规，迫害是相当残酷的。由于研究开始较晚，熊月之说，目前国内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了解尚处于起步阶段。

        来源：新华网上海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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