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对爱国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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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船山避居山野、发愤著书的重要思想动因和精神动力来源。船山在高度认同中华爱国主义的精神义理和不朽价值的基础上对之作出了自己的创造性阐释，通过“古今之通义”和对《春秋》民族大义的揭示，特别是在《黄书》中对“族类强植”价值的深入论证，极大地提升了中华爱国主义的精气神，将中华爱国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义理的精湛和风骨的高迈于一体，彰显出中华爱国主义的独特神韵和魅力，是我们在新时代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当发掘的重要资源。

　　船山对义利之辨超越前代的贡献不仅在于对义利概念作出了理性的厘清，对义利关系作出了类型化的阐释，而且在于对义利取向作出了价值层级的论证，而这一切又是同将轻重之衡、公私之辨纳入义利之辨框架内来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在船山看来，义，作为伦理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范畴，最一般的含义是行为的适宜、合度与正当。这种行为的适宜、合度与正当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同轻重、公私存在着密切关系因而有不同的层次之分。“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读通鉴论》卷十四）三种不同层次或境界的义在轻重和公私上均有明显不同，需要我们理性辨析。比较而言，以“一人之正义”视“一时之大义”，“一人之正义”可谓“私义”，其伦理价值显然不能与“一时之大义”相提并论。以“一时之大义”视“古今之通义”，“一时之大义”也可以称为“私义”。由此，船山从义的公私之辨中引申出价值的导向性谱系，此即“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读通鉴论》卷十四）。

　　“古今之通义”是贯穿中华民族古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那些恒定性价值和共通性价值，是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之为中国历史、中华文明之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性价值和终极性价值，是维系着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关键性价值和至上性价值，它既扎根于历史、贯穿于历史，又有着朝向未来的价值特质，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生生不息、发展完善及复兴再造均具有本源性、本根性和本质性的伦理意义。

　　船山“古今之通义”价值标准的提出，对中华爱国主义精神义理和价值追求是一种极大的贡献，这一贯穿古今的价值判断和伦理理念上接尧舜道统的源头，下开伦理文明复兴的端绪，有着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高度道德认同，传承并活化着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文化基因，无疑是既熔铸着中华民族的初心又敦勉其砥砺前行的终极价值和至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