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民族化探索的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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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贵州的油画家而言，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乡土与现实是他们艺术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习惯、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成长于此的艺术家的观察、思维和表达方式。

1984年，杨斌考入四川美术学院绘画专业学习，接受系统的油画专业训练。1987年他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到贵州工作。在随后的艺术探索道路上，杨斌通过深入生活的创作实践，以多样化的创作手法表达对贵州民族文化的理解与感受。他在艺术上的探索精神使他的油画创作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注重民族风情表现的《合笙》（图1）、《鼓悦》、《踏歌》到注重画面“空间精神”表达的《正月》、《秋实》（图2），杨斌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表达了画家对于贵州这片土地的无限热爱。

一、民族题材的抒情表现

20世纪80年代，国内各种艺术思潮风起云涌，从伤痕美术到乡土写实主义、85新潮美术运动到新古典主义油画，油画艺术风格的演变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诸多艺术流派。这是一个给艺术家提供广阔空间进行艺术探索和实践的时期，而此时的杨斌在艺术创作上也面临着如何选择题材和如何表达的困惑。为此，他通过阅读大量的文学艺术书籍，在不断的思考中寻找油画创作的着力点。同时，他在不断深入生活的写生和采风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文化定位与创作方向。1997年，杨斌創作的油画作品《夕阳红》入选第四届全国体育美展。这幅以自己的亲人为素材创作的油画作品，开启他油画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杨斌的早期油画作品受乡土写实主义油画的影响，以贵州少数民族风情为主要表现内容。群像式的构图、多人物组合的复杂画面，营造了一种激越而热烈的氛围，同时也具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情调。在杨斌创作于1999年的油画《合笙》一画（图1）中，画面人物被组织在一个近似三角形的构图之中，人物行进的姿态和举起的手掌形成画面统一的节奏，真切传达出了苗族节日的欢快气氛。在人物动态的处理上，通过对处于运动中的人物姿态的强调表达一种抽象性、抒情性的画面氛围。画家通过对空间的压缩和色彩的平面化处理，增强了画面的视觉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杨斌通过创作一系列表现民族风情的油画作品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点，并在《畅漾山坳》《鼓悦》《踏歌》等作品中得以延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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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族文化空间中的精神隐喻

21世纪以来，杨斌的油画创作风格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他从少数民族人物画创作向意象性的风景画创作和场景式的风景人物画创作转变。人物被置于神秘而广阔的自然场所之中，鼓楼、风雨桥、吊脚楼等民族建筑成为他油画中重要的象征符号，同时也是他表达个人体验与民族记忆的载体。这些自然景物、人物和建筑所构成的画面空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场所”，这里是渗透着某种精神的环境。场所代表和映射了其居住者和其他人的观点和视角，同样也包含隐喻和象征意义，这种意义比特定地形景观或建筑式样的表面形貌更为深刻。社会改造着场所，赋予其记忆、历史和符号意义，也在外观上改变着它们[2]。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最能够体现传统民族文化空间的原始农耕文明景观正在逐渐消失，而艺术家在画面中所要表达和揭示的，正是蕴藏在这些民族自然景观、建筑样式和民族风情背后的更深层的民族精神。这既是对于即将消失的民族文化传统图景的一种追忆，又是对于图像化时代不断变幻的当代艺术思潮的一种反思。

近年来，杨斌的油画创作主要集中于对黔东南地区侗寨风景和人物的描绘，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他将南方潮湿的空气、幽静的山谷、多云的天空和灿烂的晚霞、劳作的人们等元素在画面上进行组合和重构，创造出他心中理想化的精神图景，表现这个让他感到快乐、让他驻足和沉思的地方。在《秋实》一画中，巨大的禾晾和画面下方的女孩构成了画面的主要意象，表达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生的关系。在表现手法上，杨斌有意回避过于张扬的笔触和表现主义手法的描绘，运用多层综合技法通过色层的不断叠加和覆盖，在笔法上通过泼洒、刮擦、点绘等方式，很好地营造了画面的光线和空间氛围。那些围绕着建筑物的雾气、阳光，画面中正在梳妆、休息或劳作的人们，将我们带入一个真实而又虚幻的境地。这画面中所发生的一切，正如过去漫长的历史一样在不断地变幻和消失，画家成为这个变化的时代的见证人和记录者。在杨斌的油画上，地域性特征只是他用来构筑画面的基本要素，而画家真正想传达的，是他的当代意识和当代精神，饱含着画家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

当民族元素作为视觉符号在画面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时，由色彩和线条所构成的画面才能获得一种内在的统一性，画家用油画语言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现实因素只不过是他获取形象资源的参考而已。在《侗乡组画之九》一画（图3）中，处于空旷的山野之中的侗族建筑掩映在丛林之中，木结构房屋和自然山体的斑驳而苍茫的肌理效果在画面中形成同构，作者运用明亮的暖灰色调构筑他的画面，表达出自然亘古久远的意象。杨斌在油画语言上的探索和追求，更多地致力于拓展民族题材油画的表达维度。在画面构图和空间处理上，他运用狭长的竖构图方式，通过疏密对比、画面中大面积的留空等手法上，以一种中国山水画中的“远观”的视点[3]，将古老建筑的历史感和人们活动的痕迹融入巨大的自然空间之中，营造一种凝重而宏大的意象，传达出特有的民族文化空间中的场域精神（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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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写意精神与乡土情怀

中西绘画具有各自不同的语言体系和表达方式，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绘画重“写意”、西方古典绘画重“写实”的传统。近百年来，中国油画家对于西方油画的学习和借鉴也经历了从简单的外在形式的模仿到回归本民族传统审美的本土化过程。从杨斌先生油画中所表现的题材和内容来看，贵州本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情是他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这成为画家表达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的载体。从画家的表现手法来看，他在创作中对于画面笔触和肌理的重视、对描绘物象过程中的“书写性”的强调以及在色彩表现上对于贵州传统民间色彩语言的借鉴、中国画墨色美的借鉴等，都是他进行民族化探索的重要手段。

在杨斌的油画创作中，对景写生和室内创作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他作品的多样化形态。他注重油画作品的表现性，但并没有走向表现主义的夸张和变形。他的油画作品具有写实性，但在表现手法却更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精神，强调以形写神、意在笔先的表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杨斌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深入贵州民族村寨的写生实践，他更偏爱这种面对自然时毫无拘束的创作状态，城市生活的图景很少出现在画家的笔端。杨斌的油画力求表达和竭力唤起的，是画家对于正在失去的故土和精神家园的怀念和依恋，同时也启发我们重新审视这种质朴生活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