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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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8年经济工作，提出2018年要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實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同时，高质量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且该理念已形成共识。但就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分析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高质量溢价概念”，即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关键突破口，所以，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尤其是满足企业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需求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失衡，凸显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不平衡，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实体经济的问题除了来自自身的创意创新、质量品牌等方面的不足，还有来自虚拟经济潜在的威胁。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自循环发展，同时金融业导致房地产业形成死循环，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许多新问题，如扣除实体经济平台，真正的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生态与文化环境亟需改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领域的一些企业由于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利润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以超标排放降低成本，生产出质量低或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结果不仅导致实体经济自身受到伤害，而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瓶颈。以上问题都源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一方面，社会资源本来应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但由于虚拟经济回报快且利润高，从而吸收大量资本等资源进行自循环，既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的资本等资源投入，又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游离实体经济自循环，形成了不良的生态文化，对人们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力和资本都追逐虚拟经济，对作为“实体经济灵魂”的质量、品质、品牌，以及踏实、吃苦、肯干的制造业文化、工匠精神，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以致一些制造业转而发展金融地产，既加剧了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又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结果整个经济陷入“入虚脱实”的境地。实体经济难以支撑虚拟经济，尤其制造业产业托不住金融或房地产业，而金融既然不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够收入，那就只能再通过金融交易加杠杆、创造价差。这种“资本空转”在较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人为地创造较大的金融泡沫，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这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从“金融是政治”理念着手治理并取得成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2017年11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统筹协调金融稳定和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议事协调机构。马凯主任在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7年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央着手解决金融监管，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2017年12月1日，银监会首次定义现金贷，并划定七条风险底线。同时，专家学者还引入“绿色金融”监管机制，有利于对金融工作加强全方位监管与问责。

无疑，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严金融监管，不管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应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发展实体经济，对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关键要解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的问题，进而规避、减弱或消除潜在的风险。这就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存在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时产生了交换需求，进而等价物出现，因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虚拟经济发展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两者不可缺失、不可分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准确、合理、有效地处理好两者的平衡关系，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一方面，整体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动态和复杂的劳动与生产过程，这种客观复杂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动机与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正确理解两者关系的前提下，追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使整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地运行。 可见，什么是相对平衡与如何把握相对平衡成为问题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关系与特点，从而有利于准确把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第一，实体经济具有品质特征，虚拟经济具有文化特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满足人类的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需求。虚拟经济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虚拟经济通过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体经济的基础地位。从经济发展时序上说，实体经济呈长期趋势，而虚拟经济是围绕趋势的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代表着激励或势能，也是一种动能，体现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波动对应趋势基准应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幅度，两者表现为统计学上的均值与标准差的关系。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度量。从长期发展来看，实体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产品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现为品质。而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与艺术，表现为文化，只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互动，融为一体，才能形成国家经济的品牌。

第二，实体经济具有重资产型特征，虚拟经济具有轻资产型特征。从投入要素来看，相对来讲：实体经济投入的知识少，虚拟经济投入的知识多。也就是说，实体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的比重小，即脑力和智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小。而虚拟经济价值中知识所占的比例大，即脑力、智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大。从从业人员受教育的年限来看，实体经济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虚拟经济从业人员。从劳动者报酬来看，实体经济的从业人员平均收入低于虚拟经济的从业人员。从管理上来看，实体经济在微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虚拟经济在宏观上对整体经济作用大。因此，实体经济表现为硬或重资产型经济，而虚拟经济表现为软或轻资产型经济。实体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智力、知识创新与应用，同时还需要大量厂房、机器、仪器设备与流水线等投入要素，而虚拟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

第三，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无约束性。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与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且可以控制的。但由于虚拟经济具有预期或非预期的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如计算机的出现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又如雷达仿生放大了人类眼睛的功能，让人类实现了太空梦想；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

因此，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而产生，但一旦产生，难免会出现“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的背离现象。也就是说，虚拟经济由于不像实体经济那样，受各种投入要素如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等的限制，其发展动机与规模按市场规则可以预期或不可预期，但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关键是如何认识这种背离现象，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的体现。但是如果不严加监管与控制，这种背离就会自然膨胀；当超出某一阈值后，就會产生显著的负效应，表现为虚拟经济产生巨大的泡沫风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伤害，以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导致泡沫破裂，国家经济崩盘。

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的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进而发挥其正作用，抑制或减弱或转化其负作用，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同时自身也获得良好的发展。如“扁鹊三兄弟悖论”，扁鹊善起死回生而传世，他的二哥善疑难杂症而有名，他的大哥善预防而无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预防无法求证，所以很难让人相信。因此，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尤其是预控是很难的，但又是必要的。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与控制。

第四，实体经济相对“实”，虚拟经济相对“虚”。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都是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这是两者相互提供投入要素与循环融合的结果，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一方面，实体经济体现在“实”，是指它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其生产需要各种投入要素。虚拟经济体现在“虚”，是指为提供满足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基本需要，生产所需要的服务。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直接创造出货真价实的利润，而虚拟经济本身创造虚拟或数字利润，只有把虚拟经济融入并借助实体经济才能创造真正的利润。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定价问题，虚拟经济中的资金空转就会产生风险，且空转次数越多，产生的风险越大。此外，理论上讲，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且这种关系表现为虚拟网络关系；虚拟经济的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虚拟网络关系；同时，实体经济的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不同产业之间也存在着这种关系。即使我们只考虑实体经济及其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统计上讲，这也是多维均值与标准差的非线性叠加关系。

因此，把握这种关系的难度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把握实体经济不同产业与虚拟经济内在的关系，既要平衡实体经济产业发展，又能做好虚拟经济中的制度和政策制定、监管等工作，满足实体经济产业的需要，还能发展虚拟经济。

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虚与实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对等的。也就是说，虚拟经济满足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的作用，远大于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也是需要严加监管虚拟经济的理由。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基本面，又是坚实的脊梁；而虚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彰显未来的信心，但这种信心是建立在实体经济坚实基础之上，否则晴雨表失灵，信心不足。同时，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和不对等性。这对我们把握两者的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如果把握好了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就能呈良性循环，整体经济稳定、健康、持续发展。但针对它们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因此严加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控制实体经济更加必要。这一点对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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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为了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根据以上分析，基于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具有复杂、综合、动态、不对等性的相对平衡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以满足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那么，发展实体经济需要营造以下五个环境。

（一）企业家成长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实体经济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关键，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同时，实体经济是推进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2017年9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务院文件精神，努力营造企业家成长环境，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说过：“企业家的作用是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强调创业精神，认为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可见企业家不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是负有理想、勇于作为和承担风险的人，他们是国家经济脊梁的顶梁柱。试想一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当企业家，那将会是什么情形？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关键是我们的社会要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并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首先，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他们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以及消费者未来的需求，他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其次，要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形成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最后，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职责、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可以有效地为企业家成长、工匠人才培养、质量与品牌提升、人工智能引领、金融监管营造文化环境，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为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更好的文化氛围和更大的文化力量。

（二）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要营造社会氛围，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关系。一方面，尊重和发展实体经济是我们人类生命、生理、生活与生态的基本需要。建立正确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根据兴趣爱好选择职业，这样有利于转变就业观念，有利于实体经济创新，有利于追求美好生活，有利于實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敬畏和发展实体经济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密切相关。推行王浩院士基于“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水管理”提出的“自律式”发展思想，这是发展实体经济的底线。否则，发展了实体经济却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生态、污染了环境，是得不偿失的，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为此，在实体经济发展中，我们既要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理念，坚决杜绝吃“子孙饭”的错误行为。同时，我们还需要营造培养工匠人才的社会环境。

首先，要弘扬工匠精神。长城、都江堰、故宫、红旗渠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新时代，需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社会氛围。

其次，要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当代人以及后辈敬仰他们。

最后，要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这“三度”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一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二要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质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求，新时代就是质量时代。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营造实体经济质量环境，需要从以下五个部分着手。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地增强了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

“质量为先”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条基本方针。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要下最大力气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任、培养质量人才。我们需要彻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升级版”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是哲学家海斯托姆、欧文等，在叶韦伯、约纳斯、伦克等人提出的“责任伦理”和“预防伦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欧文认为，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来关注未来。欧盟委员会委员尚伯格进一步认为，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多方面彼此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能力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科技进步适当地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质量保证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而提出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上两个方面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而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该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在营造质量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因为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既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也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因此必须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足够多的利润，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打击违法排放，杜绝劣币驱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较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还要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提升实体经济品牌质量，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由于品质是由产品或服务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达的，所以需要从品质和文化两个方面开展品牌建设。同样，创造品牌需要更大的投入，生产的成本更高。成本包括品牌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如研发创新失败费等。鉴于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和政策方面应允许有一个较高的品牌溢价。

同时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品牌产品提供一个干干净净的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的回报，实现品牌溢价，让品牌企业以质量为基础，以创新为灵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未来有机会、有资源、有发展，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创造中国品牌是大有可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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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实体经济的空间布局在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因此，首先需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智慧城市建设的灵魂是智慧，因此既要用智慧建设城市，也要用智慧发展实体经济。

一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主要体现在“智慧”两个字上，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保护，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每个城市都应充分利用智慧的力量，并把智慧融入市场功能、规模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甚至社区、医院、学校、商业场所都要实现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采光与通风，既避免光污染与通风不畅，又有利于防火。城市空间造型与色彩上，既外显城市文化与精神，彰显建筑美，又要让人感受到中国文化之美。挖掘中国古城地下排水系统的神奇功能，设计城市排水系统，在材料选择上减少能耗，要绿色化。工业园区、社区、保护区、处理区、消费区、政府服务区的规划要科学合理。居民住房、城市街道与生产、供应、服务设施要体现建筑协调，避免家里干净，社会、街道不干净的现象。城市建设材料要选择可拆解可回收利用的，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注意节能减排，实现零排放。

二是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我们要集世界智慧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注重技术、工艺产品与管理创新，发展智慧经济，同时驱动知识创新，发展知识经济。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衡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循环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方面，都需要大智慧、大知识、大技术与大管理。

三是围绕智慧化城市建设发展智慧化实体经济，或围绕智慧化实体经济建设智慧化城市，把实体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四是落实好规划精神。2017年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根据规划的内容，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及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經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即人工智能驱动的信息流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各行各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是人工智能驱动知识流的三大关键技术。因此，通过大数据、大计算、大模型应用提升实体经济质量水平。同时，应用知识、数据、算法和应用领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沿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把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引领创新、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五）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发展虚拟经济，更重要的是把握两者的平衡。

首先，实体经济发展需要政策支持，同样虚拟经济发展也需要政策，但这种政策要以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上，应以绿色发展为抓手，实施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与绿色制造业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一方面，大力推行绿色设计、制造、消费政策，同时推行绿色金融。所谓“金融思维”以支持绿色实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特别强调所谓“财富等于收入加债务”的观念是错误的，“家庭的职务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这一观点也有失偏颇，会误导或诱导人们过度负债与过度理财，追求一夜暴富，加剧资本自循环。另一方面，要加大税收精准政策，实施严格的阶梯税率，减少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巨大差异。在按劳分配原则下，尊重知识、技术、人才，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国民收入初次与再次分配中，利用税收、法律、保险等政策，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范围，或对实体经济减税，让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保持相对平衡，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正确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有利于社会和谐。

其次，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失衡状态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就需要虚拟经济作出牺牲，却不能为了虚拟经济牺牲实体经济。至于调控力度的确定，则需要通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的测度以及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及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

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严加监管。不可否认，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金融科技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同时也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和自伺服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应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通过加严监管，让资本向着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着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强国家经济脊梁，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四、实体经济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国务院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还提出“国有企业要通过改革创新，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以及“进一步拓展开放范围和层次，完善开放结构布局和体制机制，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至此，高质量发展已形成共识，并且全面实施高质量发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因此，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

但有必要对怎样理解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做些思考。高质量发展作为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抓手，是保护与振兴实体经济，尤其做实、做强、做精制造业的生命线。应从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系统出发理清高质量发展体系，从而真正把高质量发展理念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对高质量发展，社会各界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的逻辑关系。

首先，关于质量与高质量。在物理学中，质量是指物体的一种性质，即物体所含的物质的量。它是度量物体惯性大小的物理量。这里我们不考虑物理量，我们关注的是经济与社会领域。在经济领域，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服务和工作所具有的一种固有的特征、特性及其满足用户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特性是对事物、产品和工作的效能、性能或职能的描述。在社会学领域，质量是指客观价值或主体感受的现量，如观察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适应性是指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为大众生活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的选择性。类似特性或选择性，大多都是可以测度的。同样，满足要求的程度和水准也都是可測度的，特别是在企业领域。

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认为，产品质量是产品的实用性，即产品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克劳斯比认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质量是满足需要。全面质量控制创始人菲根堡姆则认为，质量是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我们认为，产品适用性或符合规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过产品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表达产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指标是可以选择的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的大小与功能正相关。无疑，事物、产品和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生活的实用性以及水准都有很大的差异，即质量是可以测量的，也有高低之分。

因此，在经济领域，高质量是指事物、产品和工作具有多、高、强、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满足的程度高；在企业领域，产品高质量是指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技术与非技术的指标值高，以及用户使用后获得的满足程度高；在社会领域，高质量是指向社会大众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种类数量多，且实用性高，或强或好或特殊，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的标准高。显然，这些产品和服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提供的。值得一提的是，高质量还包括企业、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以及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的高效经营与管理运作。也就是说，高质量具有普适性，即任何领域中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中都存在高质量的问题。

其次，关于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理论上讲，增长阶段与质量发展是两个维度的描述。高速增长阶段对应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对应低质量发展，因此从质量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两个维度，可以组合四种情形：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高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低速增长阶段、低质量发展。

当然，主观愿望上我们都选择并追求高质量发展，低质量发展不是我们的选项，但客观现实却确实存在着低质量发展的现象。这里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的事实表明，高速增长阶段也可以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因速度与质量悖论，实现的难度大。同样，低速增长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相对容易，但因主观不作为、错作为，或乱作为也可能导致低质量发展。但未来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而无关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但显然低速增长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高质量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既表现为高质量的投入要素，包括人力、技术、资本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也表现为高质量的产出，包括产品、服务、人力、文化、资本以及制度、政治、文化等质量增量。我们把投入要素的质量增量也作为产出，在客观上尊重投入与产出是一个循环过程，在主观上又具有重要的价值，还表现为高效的投入产出运作过程和高的投入产出效益；还表现为对社会和谐、稳定与生态环境保护作出的贡献大。因此，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社会组织等，都应追求高质量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高质量发展也可以理解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即以高质量驱动的发展阶段。由高速阶段到高质量发展阶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前所述，我们不讨论低质量发展，但是理论上讲高质量发展就可能对应高速或低速增长阶段，实际上，基于过去高速增长阶段之后导致的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约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可以不讨论高速或低速增长，但像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客观指标上讲，随着经济总量基数尤其是高速增长阶段基数的持续增加，其增长速度一定是递减的，这是客观规律与现实，因此我们唯有高质量发展这一选择。

最后，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适性。基于以上理解与认识，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既包括内容领域横向的维度，即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高质量，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的高质量；也包括开放的层次领域的静态纵向维度，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与微观企业；还包括反映内外部环境，市场以及制度、政策与文化变化领域的时间动态维度。

因此，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体系，贯穿宏观、中观与微观领域协同的动态发展。这就是对高质量发展中相关质量与高质量、事物或产品服务、工作和大众化生活适应性，以及宏观、中观区域或产业、企业经济内在逻辑关系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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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企业高质量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六种情形：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产品、服务或工作质量的发展，和社会大众生活适应性及水准高的高质量发展。简单概括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

第一，高质量发展的层次细分。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宏观层次上，重点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高质量发展及其可持续改进，把握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所谓高质量，就是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能力与平衡度，即通过市场与政府调控，使相互制约的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通货膨胀、国际收支、资源与生态环境及其变动都在其相对合理的范围里。且宏观经济表现出稳定、健康与可持续状态。当然，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在中观层次上，重点是基于开放的区域或产业资源优势，结合创新，把握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优化与转型升级的相对动态平衡。同样，高质量是指高的平衡力和平衡度，即通过市场、区域、产业政策引导，使相互制约的资源优劣势、區域或产业差异、优化与产业升级及其变动，都在相对合理的范围里，同时打破区域或产业壁垒，实现资源流向与配置科学化、合理化与高极化，且区域或产业经济表现出竞争力提升，有利于支撑宏观经济质量提升，以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机会和有利的空间。

在微观层面上，重点是创新竞争与合作机制，提高投入要素及其环境与产品服务质量。如前，高质量是产品服务功能高，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同时提高了生产力、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企业发展表现出创新活力与潜力，有利于支撑区域或产业高质量发展。

第二，高质量发展的本质。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高质量。创新包括技术、制度、政策与文化等创新等，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与制度支撑。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也是创新大厦的基石。

客观上，在高质量发展体系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加总支撑过程，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分解指导与调节过程，还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企业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现实中，从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但从企业方面分析高质量发展，还远远不够，以致最终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道理很简单，且不说“务虚容易实干难”，把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宏观顶层设计，通过区域和产业的相关机制、制度和政策承上启下的衔接，把任务有效地落到企业，这也是很难的。全球化背景下，重新认识微观到宏观的“通宏洞微”也是有难度的。因此，说到底最重要、最困难的是企业高质量的有效发展。这需要实实在在的创新真功夫，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在技术创新、提高质量等方面，练好“内功”才能立足，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文化环境，因此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口。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企业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三力”是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于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的目的就是通过创新驱动达到高质量、做出品牌。

具体来说，产品高质量是高品质，即质量合格基础之上的优级等级。高品质与文化融合成为品牌，可见品牌的本质基础是由高质量决定的。持续提升品牌的质量，才能成为一流的品牌。因此，提高质量与提升品牌质量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第三，企业怎样高质量发展。如前所述，生产高质量产品必须保障产品固有的特性，高的技术、非技术指标、满足要求以及高的要求标准。

一是需要高质量的投入要素。（1）在市场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分析消费者收入及结构，预测高质量产品的市场潜在需求与有效需求及其结构，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技术储备。（2）需要投入更多的高质量要素，如人才、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模式等以及更多的优质资本。这些都是高质量生产不可或缺的资源。（3）需要新时代工匠及工匠精神。在一定技术工艺与管理水平下，高质量需要“态度端正、一丝不苟、静心踏实、刻苦钻研”的新时代工匠，还要弘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需要制定有利于工匠成长的机制、制度与政策。（4）需要企业实施科学合理的质量管理机制、制度与政策，以及良好的质量与品牌文化。（5）需要树立品牌质量意识，担当社会责任，以创新建立并实施高于产业标准、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既提高质量又节约资源，减少排放，既有利于绿色制造，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二是需要合理的质量定位。一方面，因为在开发产品时，产品的质量水平与产品定位有关，即需要根据市场需求的实际状况，确定产品的质量水平，这就是质量定位。在进行质量定位时，应考虑质量的边际收益，选择质量的边际投入与边际收入相等的质量水平。另一方面，基于质量定位，成本必然增加，面对生态环境要求，成本增加更加明显，因此有两种选择：提高质量，成本增加，同时以质量提升产品产生质量溢价，才有可能确保质量提升有后劲、可持续；应用价值工程方法，在提高质量要求的功能下，追求投入的成本最小，即价值系数最大。在实际质量定位中，我们应追求质量价格增量和选择合理的价值系数。显然，我们不能一味地提高质量，需要考虑投入的成本，还需要考虑市场需求、市场规范、市场监管以及文化环境等。

三是需要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众所周知，质量可以是零部件、计算机软件或服务等产品的质量，也可以是某项活动的工作质量和某个过程的工作质量，还可以是企业信誉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如前所述，质量固有的特性大都是可测量的，并且通过产品、过程或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开发与实现过程，形成诸如物质特性、感官特性、行为特性、时间特性、人工功效特性、功能特性等属性，它们能够明确规定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要及其要求程度。

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质量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工作质量与产品质量同等重要。鉴于产品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多，而工作质量的技术性考量较少，以及工作质量是实现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和环境保障，所以在质量管理体系中，工作质量管理往往是重点，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则更加重要。

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环境

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决于企业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环境。同时，企业高质量发展是决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也是必要的。

从宏观、区域或产业经济层面上，营造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政策与文化环境，企业才能应对全球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价值链，以及变化带来的挑战，抓住机遇，以踏实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从宏观层面上讲，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势下，要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两个轮子一起转的精神为指导，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及其顶层设计，兼顾短期和长期利益，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人才与科技、社会与经济、生态与环境，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制度与政策，确保宏观经济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发展的信心、实力与预期，提高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能力与平衡度，同时有利于区域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仅占GDP的0.1%，不及韩国、法国、美国的1/4，占研发总投资的比重只有5.1%，远低于主要创新国家15%和25%的水平。因此，需要调整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的研发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从根本上解决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潜力与后劲不足的问题。

第二，从区域和产业层面上讲，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及顶层设计，結合区域与产业资源、人才、技术与资本，以及生态环境的优劣势分析，本着有利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制定并实施具体的区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度与政策细则，实现开放的区域和产业优化与转型升级，把握公平竞争与合作下差异化协同发展的相对动态平衡，特别要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域和产业经济融合，加大区域协同和关键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农业技术研发，引导与发布技术发展趋势，组织联合重大研发与攻关技术，制定并实施相关机制、制度与政策，为区域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的共赢机制，从宏观区域或产业角度，建立并实施相应的制度与政策，把握开放与保护、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实现共赢。在这种共赢过程中，面对实体经济，尤其制造业面临诸如“税负重、生产要素涨价、融资难”的困境，要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把产业尤其是实体产业做强、做实、做精，提高竞争力，保持完整的实体产业体系、保全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资产。我们还清楚地看到，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转让的核心，受到相关人才和技术的制约，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可见高质量发展既是创新驱动，也是创新驱动的选择。

第四，加强市场监管，确保高质量溢价。基于高质量具有创新、高成本、高风险以及合同契约的特点，为了保护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合法权益、利益与可持续创新，必须加强市场监管，保证高质量溢价。为此，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及侵权行为，保证企业创新的利益。还要加强市场准入制度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需求，提高准入门槛与资质要求，杜绝不良企业进入市场。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施信息公开，进行“无死角”监管，让假冒伪劣和侵权产品无处可藏。

依法打击行贿受贿等非法营销行为，还要打击那些不合资质、粗制滥造、非法营销的知识产权专利以及不合格的质量与品牌评价第三方机构，还需要打击虚假合同违约行为，还一个公平竞争的“良币”市场，这样的市场自然会有高质量溢价，实现产品优质优价。如前所述，此溢价就是提高质量带来的产品价格上升的增量。但是质量提高的同时，还带来产品成本的上升，只有当价格上升的增量高于成本上升的增量，这种溢价才有意义，才有利于持续提高质量，相反则是负溢价。

顯然，溢价是否为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依靠技术与管理提高质量时，尽可能地减少成本，最终还取决于市场监管能否使高质量产品有一个高于成本增量的价格增量。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监管不到位，假冒伪劣、侵权等非法现象出现，就有可能出现价格增量低于成本增量，负溢价就会出现。当然，正溢价是多少，还需要由市场高质量产品的供求关系决定，进而与企业对高质量市场需求与定位的分析有关，如果发生偏差，即使市场监管到位，也有可能出现因需求量低而出现负溢价。

第五，加强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三维度的动态发展体系，由企业到区域和产业再到宏观经济的加总，需要引入价格，把实物量转为价值量和货币量。企业是真正提供实实在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由于产品和服务的种类繁杂，不可能完全按实物计量，只能引入价格，计算出区域或产业、宏观经济产品、服务的总价值量。对于细分的行业和产业，是可以按实物量加总的。这就是价格的两面性：不变的实物量和变化的价值量，或者说前者是“实”，后者是“虚”。 所谓“实”是加总出来的，而“虚”是计算出来的。因此我们应关注微观经济，一方面，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是高质量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正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同样，就经济学来说，提出经济学问题的能力就很重要，有的学者把这种能力称为“经济学直觉”。在微观经济中，“物有所值”就是指产品、服务质量的经济性。因此，这种微观经济学的直觉，即相关产品、服务质量及其经济性的思考能力更为重要。

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众多的高质量产品、服务的溢价，让把握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的难度更大。还有高质量发展体系，如同经济体系一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美国经济学家萨金特曾说过，经济学是组织化的常识性科学。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权衡取舍，诸如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个人与群体、企业或组织能力、努力与偏好，以及激励、承诺、博弈与预期等经验关系。同时，针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加强高质量发展应对政策，包括宏观、区域或产业、企业以及市场监管机制、制度与政策，还有金融风险防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等，甚至还需要相关背景下的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负效应叠加。

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政策实施条件进行分析，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具有两面性，既要达到预期目标，又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一项政策实施前必须考虑它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分析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作用以及作用的大小。只有当一项政策既能达到预期目标，又能防止、消除或减弱负面作用，或者至少负面作用的影响是可以被接受的时候才能实施，否则就需要重新设计。当然，对一项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分析与评价，以便对其进行微调与改进，确保实施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可接受的负面影响，并为下一轮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多项政策，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的预期目标和副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显然，防止和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的难度很大。为此可以接受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单项政策产生的负面作用，但目的是防止和消除所有政策的负面效应的叠加。因此，需要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依靠大数据和网络技术，诸如微观计量、博弈实验、系统仿真等理念、方法与模型，进行政策交互性分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的技术支持。

第六，营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文化。无疑，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因创新意识不强或创新人才匮乏，或研发投入不足，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短缺，结果产品质量上不去，市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研发、高端创新人才引进，进而进入死循环。有的企业虽然不缺研发投入，但因创新的机制、制度与政策创新成果不足，后劲不大。有的企业连研发资金都存在短缺，又从何谈创新。

因此，创新相关的机制、制度、政策以及文化是最重要的。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政策与文化的同时，还要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力度对企业尤其是对实体企业进行合规的减税，以增加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资金的投入，吸引并用好、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校培养大量的基础和工匠人才。

在实施国家质量、品牌战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面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基础或工匠型人才的需求，对普通高校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机会、人才、平台、项目等资源上讲，困难与压力是巨大的，是前所未有的，但机遇大于挑战。

高校培养什么人是由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决定的，在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力量体系中，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力量，高水平大学是中坚力量，但普通高校是基础性力量。为此，普通高校面对现实存在的差距与困难，应在实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分类管理指导环境下，要坚定信心，发现、瞄准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中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大量基础和工匠型人才的显性需要与高端骨干人才的隐性需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实现高速发展，以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建议以下三个路径：首先，在全社会应重视普通高校建设与发展，加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基础性人才和工匠人才的投入。其次，普通高校走出困境需要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政府主管部门、高校领导、教师、学生都有责任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形成协同效应。第三，普通高校要紧密结合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对大量基础和工匠型人才的需要，充分调动和利用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