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王荆川 | 大流动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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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王荆川，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

新生代农民工是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群体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既有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大体可以归结为群体特征、城市融入、心理健康、社会认同等四个面向。在此基础上，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人微观境遇与社会宏观环境相结合，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但成果仍然不多，且缺少对潜在社会变迁的关注。将个体化理论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围绕“自由、未知与责任”的分析框架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个体化趋势这一潜在社会变迁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互动关系，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为何要“自我奋斗”，以及如何进行“自我奋斗”两个研究问题，从而指出个体化趋势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塑造了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未知前路和孤立无援的生活困境，使其不得不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自己保护自己，自己引导自己，从而成为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个人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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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国家高度重视的社会群体和学界广泛关注的研究对象。既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大体可归结为以下面向：一是总结群体特征。如王春光、周莹、何绍辉等学者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职业期望、维权意识、生活追求较高，但吃苦耐劳能力较低，不再熟悉乡村生活。二是探讨城市融入。如王春光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态称为“半城市化”，并总结了五大“拦路虎”；汤夺先、任嘉威则着重探讨了民族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三是关注心理健康。如钱胜、王文霞，徐金燕、蒋利平等学者通过心理量表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全国常模，社会污名与歧视经历对此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四是聚焦社会认同。如郭科、陈倩从身份认同、未来归属、城市以及乡土认同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模糊化倾向明显；何绍辉也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在“扎根”与“归根”间呈“钟摆式”摇摆，未来归属模糊；赵灯峰、檀竹茂则认为政府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撕裂损耗着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的程度和深度，主张引入伦理因素，以教化人，并在此基础上以先进的思想引领人，使新生代农民工确立伦理定向的目标，从而实现价值认同。

这些研究共同勾勒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形象：较高水平的文化与追求；较低水平的心理健康；城市融入困难重重，社会认同摇摆模糊；面临着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困境。为此，一些学者尝试将生命历程理论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生命历程理论源于美国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高峰，并脱胎出了北美埃尔德和欧陆科利两大研究范式。一方面，两者都视生命历程为个体以年龄为单位的成长过程，旨在探讨社会如何对其产生影响，个体又如何在此影响下生活；另一方面，埃尔德范式倾向微观与中观层面，关注重大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尤其重视重大变迁下的生命轨迹偏移，而科利范式倾向宏观层面，关注社会制度与个人观念如何互动并对生命历程产生形塑，强调对稳定制度下“常态生平”的探讨。目前国内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大多遵循埃尔德范式，具体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生命历程视角继续上述面向的研究。如孙文中对比了两代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发现虽然二者在城市性、现代性等方面存在差异，但由于机会限制和能力不足，其城市融入呈现出“殊途同归”的区隔性融入；陈占江则运用生命历程理论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危机，指出应将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对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强有力的社会保护。第二类是聚焦某段特定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影响。如刘玉兰发现从小随父母一同迁移的儿童成年早期更容易获得良好发展；与之相对，梁宏则认为“乡城流动”“外出打工”的代际传承并未使新生代农民工获益，也未提升其对城市的认同。

生命历程理论为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开辟了新视角，并积累了一些成果，但数量仍然不多，且往往聚焦于直观的制度变迁、历史事件以及具体生活经历，较少关注潜在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本研究认为，这些因素中，个体化尤为值得注意。个体化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社会现象与变迁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也逐渐被卷入其中。目前，学界的探讨主要以乌尔里希·贝克夫妇的理论成果为中心。贝克指出，应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个体化：一方面，它意味着阶级、性别、家庭、宗亲、邻里等传统社会形式的日趋弱化，旧有参照体系和角色模式的崩溃；另一方面，它指的是自主行动，自我负责的要求被现代制度强加给个体。个体化被视为一柄“双刃剑”，既使个体脱离了传统的束缚，又使人失去了传统的引导和保护，不得不陷入稠密的现代制度所织就的“自由之网”。在那里，弱势者们将面临“无能力自由”却“不得不自由”的困境。阎云翔以贝克等学者的理论为基础，指出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萌芽于毛泽东时代，真正崛起则始于改革开放。但由于社会保障不完备和个人主义被误读，“自私自利”“只讲权利不谈义务”的公德败坏也开始出现，再加上发展的不均衡，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吊诡地同时呈现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特征。阎云翔总结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起因、表现与特征，为学界奠定了理论基础与分析思路，但其成果结构上较为松散，且未对这一现象的影响与应对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在他的基础上，一些学者进行了挖掘：祝灵君承袭了阎氏对社会管理、市场化、全球化的关注，同时引入信息化、城镇化与生育政策等新因素，厘清了中国个体化社会产生的原因；赵爽、杨渝东分别以政党统一领导和宗族再造运动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个体化相较西方的独特之处；文军、何平立则点出了曾长期受压制的自我意识在个体化社会释放后对社会整合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后的“大流动时代”，与此同时，个体化现象也在中国成长起来，并开始对其生命历程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作为流动人口，他们也是最容易陷入个体化困境的群体之一。因此，本研究尝试将个体化视角引入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这一方面有助于补充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研究对社会环境因素的忽略之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丰富个体化研究在微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个体化现象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产生了什么影响？第二，个体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如何管理和构建自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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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命历程与个体化的分析框架：自由、未知与责任
在《个体化》中，贝克富有洞见地勾勒出了一副人们享有自由却又饱受束缚，充满机遇却又遍布风险的现代社会图景。虽然个体化在历史上早已有之，但个体化社会的建立则源自现代性的高度发展。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中的形成。”

这种现代性变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传统力量的逐渐崩解，个体不得不负担许多过去由集团应对的问题，诚如鲍曼所说：“在个体自由选择的范围内，逃避个体化和拒绝参与个体化游戏这种选择，显然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个体化绝非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相反，它源于现代性的自反与强迫。“自由”被吊诡地强制兜售，重回“束缚”的门则隐没于制度罗网之下，此即为贝克所谓“制度化的个体主义”。在此基础上，贝克总结了个体化进程的四项特点：一是去传统化，即个体日益从传统的规制中脱离出来；二是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即个体再嵌入现代制度中，且只能在制度范围内自由行动；三是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即个体化去除了传统给予的庇佑，使个体暴露在风险之中；四是被迫为自己而活，即个体化的客观强制性。贝克的理论构建了对西方个体化的解释框架，而阎云翔等学者则为这一框架注入了对中国个体化的解释力量——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无公德个人”的产生、仍在发挥作用的传统力量，这些特点是研究中需要充分考虑的。

基于上述总结，本研究构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自由、未知与责任。其基本逻辑预设是：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学业，进城谋生。个体化趋势下，家庭、邻里、宗亲等传统力量逐渐衰微，其给予这些青年的束缚、引导与保护相比过去大大减弱，这让新生代农民工们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其次，这种自由导向的是未知的前路，传统参考范式的有效性已经下降，在异乡的广阔天地中，一切似乎都有可能，一切似乎又都蕴藏风险；最后，个体化社会中，个人成败的责任越来越被归结于个人，宗族已无力再为个人行动保驾护航，国家制度也逐渐从对社会成员的全面保护中抽身出来。这样，在自由、未知与责任三重维度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们开始成为“大流动时代”的“个人奋斗者”。当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置于这一框架中，就能寻找重要节点，探讨这三重维度如何对个体化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发现个体化自身的观念与行动，从而回答研究问题。

具体来说，本研究将主要采用生命历程理论中的北美埃尔德范式。之所以选择这一范式，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此范式在国内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产出了大量可供参考与借鉴的研究成果，而科利范式由于引进较晚，本土应用还相对缺乏；第二，本研究所着眼的目标群体，比较适合埃尔德范式的中观与微观倾向。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叙事研究方法，从受访者所讲述的“故事”中挖掘其生命历程，寻找重要节点进行阶段分析。分析材料来源于2018—2019年对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MD镇及下辖各村所做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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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脱嵌与再嵌入
埃尔德范式非常重视重要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影响。从分析材料和既有研究看，辍学打工是新生代农民工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其在此前后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因此可首先将访谈对象的生命历程划分为“打工前”和“打工后”阶段，具体以第一份工作的获得为划分界限。由于访谈对象普遍谈到其在外存在由“人生地不熟”到“站稳脚跟”的状态转变，可将“打工后阶段”进一步划分为“初入城市”和“站稳脚跟”阶段。本研究将从访谈对象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两人——大江与小迪就其迄今为止的生命历程从个体化视角进行阶段分析。之所以认为这两例个案最具有代表性，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大江、小迪与其他访谈对象来自共同故乡，彼此共享当地物质与文化环境，生活经历与其他访谈对象有诸多相似之处；另一方面，虽然访谈对象彼此经历大致相似，但在“是否有留守经历”“选择留城或返乡”“受教育程度高低”“家庭经济状况”等具体问题上仍存在一些差异。大江与小迪的经历，恰恰分别代表了两类既大体相似，又在某些环节迥然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境遇，有大量彼此可对照之处。当然，个案研究的代表性常备受质疑，但个案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样本，而且典型个案研究同样可以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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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前阶段：别样童年的殊途同归
大江与小迪同为90后，与其他新生代农民工一样，他们的童年正值改革开放席卷全国，城乡制度壁垒松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高流动性劳动力市场出现使大量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第一代农民工由此诞生。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也在这种“大流动”中真正成长，并开始对儿时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影响。大江来自MD镇GX村，小迪则来自NF村。二人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但成长环境又存在差别。别样童年下的二人最终却殊途同归，在生命历程早期萌发了个体意识，并最终走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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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陪伴的贫穷”与“父母外出的富足”
“我小时候爸妈没有出去打工，因为文化低，怕被骗。还有就是放不下我和老人。结果出去的都找着钱了，我家还是穷，我爸就很后悔。所以我那时候就知道出去能找钱，在家穷。长大了点就想，要不快点出去挣钱吧。”——大江

“爸妈出去的时候我应该还没上学。开始那几天还是难过，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也知道爸妈是出去找钱了。其他小孩基本都跟我一样，不存在那种被别人笑话的情况。而且爸妈出去也确实找到钱了，每次回来都给我带玩具。”——小迪

改革开放出现的“打工潮”可谓是乡村个体的一次大规模“脱嵌”。集体经济的日渐解体为这一“脱嵌”提供了可能，二元制结构下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则为之提供了动力。许多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此时目睹了父母的离开，虽然他们还不能理解“进城找钱”的含义，但在无知无觉间，个体化已经第一次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对小迪而言，他失去了父母的陪伴，却收获了更富足的童年；而大江虽有父母在身旁，生活却困苦不堪。其他访谈对象也谈到，他们的父母外出后，家中条件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改善。可见，尽管具体经历不同，但新生代农民工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知觉了一件事——出去打工，可以挣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他们未来的道路，或许在这时就已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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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管”与“有人疼”
“小时候家里很穷，爸妈负担重，所以管我就比较少吧。再说我爸妈没啥文化，除了供吃穿也教不了什么。后来我爸又病了，所以从小我就比较独立，会帮家里做事。但是可能还是缺人管吧，我读不进去书，在学校爱打架，有点校霸那种意思。”——大江

“爸妈出去后，一直是爷爷奶奶带我。因为我是家里的幺儿嘛，所以他们比较惯着我。我那时候就比较自由，可以随便怎么玩，脾气还大，唯独爸爸回来的时候会收敛，因为只有他会打我。”——小迪

童年时期的大江与小迪过着几乎完全不同的生活。大江有父母陪在身边，可是因为家庭负担，却没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和引导。这使他一方面养成了独立的个性；另一方面没能在学习上打好基础，处事更是暴躁激进。小迪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极端，由于老人的宽容和“幺儿”的身份，他长期处在溺爱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骄纵、自私的性格。两人经历不同，且一个“自立”，一个“自私”，却都在成长中强化了“自我”的概念。对大江来说，家庭不再是有力的依靠。对小迪来说，家庭也缺乏束缚力。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个人意识逐渐成长起来。这样的情况，在其他访谈对象的叙述中也有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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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生路”与“追求自由”
“我们家穷到什么程度，不怕笑话，我上初中才第一次穿没有补丁的裤子。初中没毕业，我就说我不读书了，出去谋个生路，反正成绩也不好。爸妈也同意了，没办法，太穷了，我出去做事，还能减少家里负担。”——大江

“初中时爸妈回来了，挣了钱修了房子，在镇上做点生意。之后他们出钱让我读了个高中。其实我觉得读书没意思，浪费时间，不如早点挣钱。后来他们看我实在没心思读书，就问我到底准备怎样，要出去就趁早。我就说我要出去。那时觉得学校不自由，读书没用，不如出去闯一闯。现在想想都觉得可笑，外面哪儿有那么容易哦。”——小迪

大江与小迪两人家庭条件不同，成长环境不同，性格特点不同，最终却殊途同归地走上了进城打工的道路。这是他们经过理性思考，自我选择的结果。对大江来说，打工意味着成为独当一面的个人，由家庭的负担变为家庭的支撑。他的选择似乎带有传统文化中“为家庭牺牲”的意味，但同时也应看到，这种牺牲不再是由家庭强制的，其个人意愿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个体化与传统规范呈现出微妙的“中国式杂糅”。于小迪而言同样如此，他通过自我思考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即使坚持让他读书、最让他害怕的父亲也无法阻止。在这个事关未来的选择中，他们自己的想法占了上风。至此，两人正式远离家庭与家乡的庇护，作为两个独立的个体，进入了远方的陌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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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城市阶段：艰难的“再嵌入”
离开家乡后大江前往温州，13岁便第一次穿上工服的他，四年间辗转多个工厂，积累了技术，也曾误入歧途，最终选择前往万州重新开始。小迪16岁在深圳获得第一份工作，如今已工作近十年。虽然当下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从事传统制造业，但从访谈对象的整体情况及其他研究来看，工厂仍是他们进城的重要选择甚至首要选择。如果说哺育两人长大的乡村还残留有大量传统社会与集体化时代的印迹，来到城市后的他们则第一次真正进入了高度个体化的社会环境。在《风险社会》中，贝克阐述了“脱嵌”（从传统中脱离）、“祛魅”（传统安全感的衰微）、“再嵌入”（进入现代制度）三大个体化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步入城市意味着初步实现了从家乡的“脱嵌”，接下来通过考察大江与小迪具体的打工经历，我们将看到，城市中血缘、宗亲等传统力量如何被“祛魅”，以及乡村青年如何在摸爬滚打中进行艰难的“再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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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依靠的亲戚
“当时去温州是考虑有几个亲戚在那边做事，能给点照应。但其实大家都是穷打工的，能关照什么？也就是给你指个路，找个厂，叮嘱几句安全问题，然后过节一起吃个饭。我自己也不争气，他们说我也不听，就更没人管我了。后来我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外漂泊，只结交了一些狐朋狗友，不堪回首。”——大江

“我们出去打工都是抱团，但是真正去了还是要靠自己。因为大家都比较忙，只有在一个厂的能互相做伴。远亲或者长辈，我跟他们来往就比较少。而且年轻人经常换厂，离的远了有事他们也赶不来。所以主要还是靠自己，其次靠同事，最后才靠亲戚。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就容易互相帮忙。”——小迪

宗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个体具有高度的统御作用。许烺光曾对此进行详尽阐释：一方面，宗族优先于个体而存在，个体利益居于次要地位；另一方面，宗族也为个体的成长与生存提供了庇护，宗亲之间负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互助义务。大江和小迪的故事表明，宗亲互助仍然在人们观念中存有影响力，但在事实层面上已经大大衰弱。“难以依靠的亲戚”是两人打工伊始的直观感受。建国初社会革命对宗族力量的削弱和改革开放后追逐个人利益的合理与合法化，使利益的重要性逐渐盖过了血缘。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寻求自保和自利，血缘不再是获得帮助的灵丹妙药，个体间的互助行为开始更多地依靠共同工作生活建立的情感。既然亲戚已经变得“难以依靠”，新生代农民工们不得不孤身面对陌生世界的挑战，并尝试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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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的幻灭
“那时候才13岁，进不了正规厂，就用别人身份证进了个小厂，后来四年不停换厂子，荒废过去了。2009年的时候，我觉得工厂里累死了，每天8点上班，上到很晚，没什么休息时间，工资低的要命。我不想做了，就走了。我可能天性比较爱自由，不喜欢被管束的生活。”——大江

“在外面最不方便的就是规矩太多。比如开车，城里你必须老老实实开。在家里就自由多了，路宽，人少，随便你开。工厂里规矩也死板，产量要保证，上班时间要卡死，多休息一会儿要挨骂，东西做坏了要罚钱。在流水线上每天做一样的工作，真的像机器人。所以我说以前的想法很幼稚。还有什么买房啊看病之类的我就不说了。”——小迪

进城前，大江和小迪都曾对“新世界”心存美好幻想，认为能收获更多财富与自由。然而事与愿违，他们很快发现，城里的钱并不好挣，“自由”更是奢侈品。城市中严苛的管理制度与工厂中繁杂的行为规范让他们苦不堪言。作为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被要求遵守比城市居民更严格的规制，却吊诡地常常无法享有自己的合法权利。正如贝克所言，现代社会的个人虽然脱离了家庭和传统的约束，却不得不重新依赖现代社会稠密的制度与规范，在“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中生活。大江与小迪进入城市的同时，也进入了这张现代性织就的罗网。他们抱着脱离“旧世界”的理想进入，却不得不面对美好“新世界”的幻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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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无措的生活
“在浙江那四年最大的感觉就是迷茫。那时候小，很多道理不懂，吃了很多苦。中间有两年我加入了一个混混团体，还当了个小头目。每天喝酒唱歌打架，有时收点保护费。所以我上班迟到没人敢管，算是‘地方一霸’吧。那段时间说快乐也快乐，什么都不用想。但后来我也开始怀疑，毕竟这种生活不叫生活，让人瞧不起。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江

“刚开始人生地不熟，就每天和同事还有老乡混在一起。白天上班，休息就喝酒打牌。那几年工资也不高，钱不经花。转行吧，不知道干什么，怕被骗。也做过错事，都是教训。那时候脾气冲，比如一个男生总来骚扰我喜欢的女生，我把他叫出去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同学，说是在广州被人堵了，我提了一把砍刀连夜过去给他解围。现在想想，幸好没出事。”——小迪

进入城市后，新生代农民工常常感到迷茫无措，大江与小迪也是如此。他们独自在异乡摸爬滚打，在迷茫中尝试融入陌生世界，甚至在过程中误入歧途。从个体化的视角来看，这种迷茫来源于“被迫为自己而活”：陌生环境中，能够进行指引的人和事必须自己寻找。在高度多元化的市场中，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拥有极高的自由，但受限于自身能力又处处掣肘。这让他们感到不管往哪个方向前进都看不到希望，却又必须前进，再加上不完备的权利保障制度，这一切都使他们“再嵌入”城市社会的努力充斥着艰难与痛苦。当新生代农民工脱离了传统的束缚，过去曾庇佑他们的力量也随之远去了，即使他们还是孩子，也不得不肩负起维持自己生活的责任，在摸索中寻找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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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稳脚跟阶段：消沉后的自我奋斗
大江回到离家比较近的万州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生命中的重要人物——师父。师父教授了他修车技术和社会经验，并协助他停止了漂泊。在大江看来，自己修车行的开业意味着自己在城市正式站稳脚跟。而小迪则一直留在深圳打工挣钱，他的记忆中没有标志着自己站稳脚跟的重要事件，有的只是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对城市规则的逐渐适应。面对个体化时代下的种种困境，与其他访谈对象一样，他们在一段时间的消沉后逐渐奋发，开始主动塑造自己的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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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习迈入成熟
“我在外面这么多年，没挣什么钱。但收获也有。第一个我学了一点技术。第二个我学会了守规矩。厂里有厂规，国家有法律，我以前小，这方面吃了很多亏。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看人，什么人可交，什么人虚伪，我现在能看出来。这些都要感谢师父。现在我有技术，能吃苦，会看人，慢慢地就起来了。”——大江

“后来慢慢成熟了，经历多了，就觉得以前那样没意思。比如现在我肯定不会再去帮忙打群架了。这个社会每个人都要遵纪守法，碰到事情找警察。既然出来了就扎扎实实地学一点技术，养活自己。还要学做人，在社会上不会做人，人情世故不懂，很难混的。既然之前错过了读书的机会，现在就只能靠汗水来补了。”——小迪

面对上一阶段的一系列个体化困境，大江与小迪都选择了通过学习来使自己迈向成熟。“成熟”是访谈对象常常提到的词汇，他们往往将自己过去的辛酸归结于不成熟，并试图以学习来弥补。具体来说，学习的内容一是职业技能；二是规则意识；三是看人与做人。与传统时代相比，这三门“功课”在个体化时代似乎有了新的意味——为个体“再嵌入”奠基。职业技能让新生代农民工不依靠家乡的支援也得以安身立命，规则意识、看人与做人则是为自己设立的庇护。由于传统公序良俗的衰弱和集体从对个体保护义务中的撤出，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担负起保护自己的责任，通过遵守规则和看人来规避伤害，通过做人来与陌生他人建立积极的联系。对于缺乏引导的他们来说，这一学习的过程夹杂着无数艰辛困苦。学习的历史就是这些漂泊在外的青年人的苦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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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的“小日子”
“我实在是不喜欢压抑的工厂和大城市，现在自己开了店，就很安逸，主要是自由。有生意就做，没有就玩，好过在工厂受气。过过小日子，再找个老婆就圆满了。平时偶尔也和朋友玩一玩，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能深交。说白了一起玩可以，但一涉及钱就不亲热了。因为现在大家都只想自己过好，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被麻烦，我也一样。”——大江

“我现在在这边也适应了，每天上班找钱，休息就喝喝酒，逛逛街，感觉挺舒服，也没有那种要闯出天地的雄心了，变佛系了，只想好好攒钱过自己的小日子。至于人际关系，还是不错，但是和大部分人都是不痛不痒的关系。玩的很好，但交不了心。我衡量真朋友就是看借钱，但是哪儿那么容易借。所以真朋友很少的，这年头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小迪

在谈到自己的理想生活时，大江、小迪以及其他访谈对象都谈到了“自己的小日子”。所谓的“小日子”，可以理解为平和顺意、稳定无忧的生活。经过长期的流动，安稳成为他们未来的目标，并相信这一目标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而“自己的”，则意味着独立性，与他人牵涉不多。宗族关系的弱化自不必说，在交友方面，虽然他们常与朋友一起娱乐，但也普遍认为朋友间交情不深，不可信任，一起玩可以，一旦涉及到金钱等实际利益时往往令人失望。所以“日子终归是自己的日子”，不能依靠别人，对于孤身在外，本就是弱势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尤为如此。他们在异乡警惕地注视着周遭，勤恳地构筑生活，并编织自己的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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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归去的“家愁”
“我以后可能就定居万州，好处是离家近，生活比大城市轻松。爸妈来看我，或者我回去也方便。生意起来后日子一天天好了，爸妈苦了一辈子，该让他们享享福。当然你说我想不想回家，既想又不想。毕竟家里熟悉，亲人在那里。但是不想呢，一个是因为我生意在这儿，回去了又要从头来，而且家那边市场也小。另一个是城市里各方面还是方便一些。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在离家近的小城市吧。”——大江

“我现在目标就是攒钱，钱赚够了就回家，在镇上和爸妈一起做点小生意，以后搬去市里也可以。闯了这么多年，世面也见了，钱也挣了，应该回去照顾爸妈了。如果当时听他们的好好读书，可能现在会更好一点。我肯定不会留在这边，买房买不起，姑娘也看不上我，不好结婚，户口也不好弄。我们毕竟还是打工的嘛，大城市再好，家还是永远的家，游子终归是要回去的。”——小迪

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虽然宗族的力量被大幅削弱，但家庭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血缘联结的亲缘支持网衰微的过程，也是一个个原子化家庭凸显的过程。个人虽然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存在，但家庭在其生命中的重要性始终未曾消退，寄托着个人归属的情感，传统的“乡愁”逐渐被“家愁”替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种种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找到“被接纳感”；另一方面，即使父母能给予的支持已非常有限，但他们仍将反哺父母、回报家庭作为自己的义务。家庭成为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归乡的重要动力。可见，传统的“家文化”仍然在这一群体的个体行动中有着高度统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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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动时代的个人奋斗者
大江与小迪的经历是无数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成长于中国的“大流动时代”，努力进行着有别于父辈的“个人奋斗”。“个人奋斗”这一概念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个人的奋斗”，意指这种奋斗并非在集团的指引和协助下进行，而是由个人独力完成；二是“为个人奋斗”，意指这种奋斗的最终收益不是指向集体或任何他人，而是直接指向个人自身。对其他个体（如父母）的惠及，是个人理性再选择的结果。这样，新生代农民工的奋斗就与第一代农民工那种结伴而行，彼此帮衬，为养家糊口和光宗耀祖的奋斗产生了迥异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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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个体化印迹
在《大萧条的孩子们》中，埃尔德概括了生命历程的四大范式性主题：一是“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强调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在一定时空的社会和生活事件中，并被其塑造；二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强调个体生命历程的相互依赖与影响；三是“生活的时间性”，强调重要生命事件发生时序对个体的影响；四是“个人能动性”，强调个体能够主动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将上述范式主题分别作为思考角度，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中的个体化印迹，并为解答研究问题奠定基础。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与他们的成长同步，中国社会逐步开始了个体化。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的思维和行动还深刻着儿时集体时代的印迹，那么新生代农民工与个体化则是同时成长的“伙伴”。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个体化在他们成长时空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影响。其次，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各自的生命历程也由此互相产生影响。儿时父母的远去、集体的衰微，长大后大量同龄人的外出，都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选择。再次，辍学使“进入社会”这一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生命事件相比同龄人出现过早，导致他们未能通过教育充分做好准备，不得不从不断“试错”中吸取经验，摸索前路。最后，也是在不断“试错”中，他们发挥个人能动性，构建自己的理想生活。但相比受过更高教育的同龄人，即使最终取得同等的成就，他们也将付出更多的辛劳。上述四个主题范式的探讨总结了个体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经历了怎样的生命历程，将此置入由自由、未知与责任三个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中，就能回答新生代农民工为何“个人奋斗”和如何“个人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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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个人奋斗”
从自由维度来看，个体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时空中构建了空前自由的行动环境。这导致了传统束缚的削弱和个人意识的增强。在乡村，这种传统力量主要是宗族和乡里。大江与小迪的父辈在外出打工时，总是遵循着彼此照顾、共同进退的原则。即使身在他乡，也依然对村中与家族事务保持关注，否则会被视为忘本。而“大江与小迪们”喜好独居，随意换厂，并不重视亲戚关系维系。对他们来说，开心与赚钱才是第一要务。青年人的这种倾向常常令老辈感到不满，却又不得不“由他去”。可以说，个体化营造的自由环境为“个人奋斗”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从未知维度来看，个体化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中塑造了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未知前路，以及孤立无援的生活困境。在这一维度中，“个人奋斗”内涵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凉。父辈彼时所经历的宗族与集体庇佑是新生代农民工不曾体会的。当宗亲不再可靠，旁人各自为营，父母远在千里之外，社会保障不尽人意，他们不得不成为城市的一个个孤岛，独自探索未知的未来。而提前“进入社会”，更让这一过程充满了迷茫与痛苦。个体化社会的未知造就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奋斗”的必然性。

从责任维度来看，个体化社会中个人成败的责任越来越由个人自身来承担，相应地，奋斗也被深深打上了个人烙印。有别于改革开放前个人成就与集体荣誉的高度绑定，也有别于传统文化中“光耀门楣”而非“辱祖污宗”的个人责任，个人奋斗的成败已经越来越不再带有集体、宗族、乡里的印迹，而是聚焦在个人及其身后的“小家”上。与传统力量的庇佑同步衰微的，还有个人对传统力量的认同感、归属感与建设义务。所以，大江、小迪等新生代农民工在奋斗中对“自己与家”的重视远胜过“宗族与乡”。可以说，这种责任的个人归属性是催生“个人奋斗”的重要动力。

至此，已能总结这种“个人奋斗”出现的基本机制：个体化社会塑造的自由环境和未知境遇提供了可能性与必然性，而责任的个人化则为之提供了诞生动力。我们也能回答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影响，并最终使这种“个人奋斗”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奋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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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个人奋斗”
从自由维度来看，个体化强化了个人选择的自由，新生代农民工得以在奋斗中进行更加主动与多元的生活选择。一方面，他们在生命历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选择，如在大江与小迪的多次选择中，自身始终占据主导，而非接受引导或强迫；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可选择的道路相当有限，但个体化所营造的自由环境仍使其拥有了一定选择余地。除开修车行的大江和长期在工厂的小迪外，其他访谈对象在相似的迷茫后也走上了各自的生活轨道，如学习厨艺、回校读书、销售房产等，实现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见，在自由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主动选择，在不断“试错”中对“个人奋斗”的方向实现自我掌控。

从未知维度来看，面对个体化社会中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未知前路，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运用了两种行动策略：一是“主动学习”；二是“ 独善其身”。所谓“主动学习”，是指对职业技能和社会规则的学习。通过学习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得以独自在城市社会中安身立命。通过学习法律制度和“做人”“看人”等社会规则，新生代农民工得以在城市的制度罗网中建立自己的社会联系。所谓“独善其身”，即是大江与小迪口中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不轻易相信他人、不轻易向他人求助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共识，其社会联系已逐渐由类似第一代农民工的强关系为主逐渐转向弱关系为主。这样，通过“主动学习”与“独善其身”，新生代农民工尝试在规避未知风险的同时抓住可能的机遇。通过践行这两大策略，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人奋斗”中实现了自己对自己的保护和引导。

从责任维度来看，虽然个人成败的责任越来越归结于个人，个人对传统力量的责任逐渐削弱，但作为传统力量核心的家庭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访谈材料来看，奋斗过程中个人对家庭的重要责任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共识。虽然社会正在日益个体化，但“家文化”的影响力仍然不可动摇，并呈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责任和未来归路的观念中。例如：大江外出打工，本就是为了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选择未来定居万州，也是因为离家更近，可以更好地照料父母。小迪则希望攒够钱后从深圳“急流勇退”，回乡与父母一起生活。可以说，对家庭的贡献，对父母的报答，仍然是这些年轻人奋斗历程的重要目标。这种个人与家庭密切联系的责任感，是支撑新生代农民工“个人奋斗”的精神寄托。

至此，初步总结新生代农民工具体如何进行“个人奋斗”：自由环境下，他们通过从多样的道路中主动选择，寻找未来方向，并借助“主动学习”与“独善其身”两大策略为自己提供保护与引导。对家庭的责任感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于是，我们也能回答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个体化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作为自身的保护者、引导者和家庭责任的承担者，塑造了自身生命历程，追寻未来理想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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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几乎同步，其成长的每个阶段都被打下了个体化烙印。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集体、传统、乡里等传统力量逐渐削弱，既难以形成强力束缚，也无力给予可靠的保护与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从故乡“脱嵌”出来，努力“再嵌入”城市生活，并在这一过程中进行着由迷茫无措到成熟奋进的转变。与此同时，尽管千里之外的家庭也已无法再为他们提供庇佑，但它仍然是这群乡村青年内心的寄托与归宿。中国绵延数千载的“家文化”与西方乘全球化浪潮而来的个体化，共同造就了“大流动时代的个人奋斗者”这一鲜明形象。把握这一形象有助于就如何协助新生代农民工提升生活境遇进行进一步思考。

其一，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培育职业教育体系。新生代农民工通常被认为是“早熟”的。但事实上，这种“早熟”只是他们长期底层生活经验的积累，由体系化学校教育所传授的文化知识、职业技能、规则意识才能真正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理想生活。为此，一方面应加强乡村学校设施建设，提高乡村教师素质，以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方式提升乡村教育水平；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高专业性、高实用性、高收益性的职业教育体系，使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乡村青年得以继续通过系统学习掌握一技之长，避免过早踏足社会。

其二，加快社保制度改革，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利。贝克认为，既然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决然无法回避，为了让从传统中“脱嵌”的个体不至完全孤立无援，就应不断完善其“再嵌入”的现代制度以提供基本的庇护与引导。因此，进一步淡化城乡二元差异，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在住房、医疗、养老、生育、工伤等各层面合法权利仍是当务之急。

其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扩展需求满足通路。近年来，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提供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在技能培训、社会工作、心理咨询、信息集散等领域的作用，将有助于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孤立无援”的困境，为其奋斗过程中种种需求的满足扩展出多元通路。此外，还可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自行组建社会组织，从而更好地实现群体内互助。

其四，推进中小城市和乡镇建设，营造良好返乡环境。考虑到生活压力、物价水平、承载力等因素，即使权利保障完备，新生代农民工要全部在大城市安家仍然是不现实的。对他们来说，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与乡镇将是重要的归宿。为此，不仅要通过招商引资、产业优化等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更多优质工作岗位，更需要完善基础设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营造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体会到家乡新面貌。

总之，应摈弃视新生代农民工为被动受助者的固有观念，藉由良好社会环境的构建，引导其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并能在需要时主动寻求帮助。作为为生活奔波忙碌的奋斗者和努力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梦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应“仰人鼻息”，也不应继续“孤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