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反偷渡外逃

亮剑一往无前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与会的有地委常委以及宝安、惠阳、惠东等沿海地区的县委书记。在寇庆延传达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指示之后，习仲勋作了重要讲话。他明确地指出：坚决制止偷渡外逃，是当前我省的一件大事，特别是靠近港澳的地区和市、县，更是一件重要工作。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紧急的政治任务来抓。他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就要重视起来，坚决搞好。
接着，习仲勋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一天有二万多人涌入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说：在前一段来看，已达到堵不胜堵的严重地步。这股偷渡外逃风，已造成了严重后果，它严重破坏我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严重影响生产，严重危害边防地区的社会治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严重损害我国的国际声誉。如不坚决制止，就会妨碍我们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并且会由国内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习仲勋对没能有效地刹住外逃风，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偷渡外逃未能及时制止下来，责任在省委。前一段省委对反偷渡外逃抓得不够紧，没有深思熟虑，认真对待，没有作深入的全面动员，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下面的支持、撑腰也不够。所以，责任要由省委来负。我前段没有花大功夫来抓这件事，没有把注意力转过来，因而也就没有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习仲勋强调，要进一步统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认识。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造成这次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其二是问题的性质。习仲勋指出，只要有港澳这种特殊地区存在，我国“四化”又未实现，就会有外逃问题。他认为，这次大量外逃的出现，主要原因一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这在沿海的渔、盐地区，情况更为严重。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二是宣传上的片面性；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团、治保、民兵等基层工作削弱了，个别基层单位瘫痪了。三是在林彪、“四人帮”所谓“政治边防”的干扰破坏下，边防工作也削弱了，兵力减少了许多。此外还有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煽动和造谣破坏，以及对煽动、组织外逃和引渡的为首分子打击不力，等等。关于偷渡外逃的性质，习仲勋非常明确地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非对抗性的；但是，其中有极少数坏人。这两个方面，都要注意到，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才有可靠的保证。
谈到治标问题，习仲勋说：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提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工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队、民兵要互相配合，团结战斗。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

惠阳会议之后，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阳地委、宝安县委和部队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在宝安边境一线，第一天抓了148个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个，第三天抓了615个。
6月24日，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不顾酷暑和连日奔波疲劳，专程赶到珠海市。珠海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的人仍络绎不绝。1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有人满之患。
25日上午，习仲勋等人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与会的有佛山地区各县、市和珠海市有关负责人（包括部分公社、大队书记），共100多人。习仲勋在会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地区，第一是惠阳，第二是汕头，第三是广州市，珠海是老四。他对广东没有搞好反偷渡外逃工作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习仲勋说，这个问题没有搞好，我们应该向中央作自我批评。我作为省委的负责人，感到问心有愧。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省委没有重视，现在中央直接抓了，我们也应重视起来，坚决搞好。我们不能怪下面，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任何批评，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接着，习仲勋指出，反偷渡外逃要把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搞好。这一次我们以三个月为期限，打好这个战役。把这些人都截回来，而且都要安置下去，回到他们本地上去，叫他们安心生产。接着，习仲勋在讲话中详细分析偷渡外逃的特点，偷渡外逃风造成的严重危害性以及造成偷渡外逃风的原因和性质。
关于习仲勋这次到珠海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吴健民回忆说：
我和习仲勋第一次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是关于珠海市反偷渡外逃的问题。1979年上半年，珠海外逃出现高潮，面对珠海的偷渡外逃问题，习仲勋说：“边境地区的偷渡外逃问题，妨碍了我省的安定团结，这事情一定要抓。”
记得习仲勋和我谈话后，不到一个月，他就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到珠海，现场召开了珠三角地区的反偷渡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省委相关负责人有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珠海市的有市委常委麦庚安、欧培、罗知、甘伟光。会议上大家的议论很多，谈了各自的看法，一度产生尖锐的对立局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逃到澳门去？形成了两种意见。我记得当时部队里的一些同志和我的意见分歧很大。他们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我则认为外逃是由于经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因为多年来我们的农村经济没有搞上去，我们本身对农村的经济政策没有落实，没有往改革方面推进，导致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摆脱贫困状况，与港澳的生活水平形成了很大的差距。讨论中，习仲勋真是体现了政治家的风度，他仔细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发言很简练。在最后作结论的时候，他同意“偷渡外逃主要来自经济的原因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他说：“无论是从农民的觉悟来说，还是从农民直接受到的生活压力考虑，如果把偷渡的农民都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那就会把大批的农民都推到我们的对立面上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嘛。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更重要的是要怪我们在主持农村工作中没有制定好的政策来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大，作为高层领导，如何听取意见、统一思想，习仲勋给我作了很好的榜样。这件事后，他得到了我们很多人的好感。
习仲勋在讲话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强调正确执行对待抓到的大量外逃者的政策；强调准确地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引渡之首恶；还强调要注意到偷渡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习仲勋说：要广泛地发动群众。反偷渡工作，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他还说：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不要抓了就送走，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外逃者多的县，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并负责教育。但是，不要歧视、虐待外逃者。习仲勋在反偷渡工作会议上最后说，要造革命声势，我们从来就是反对偷渡的。我们希望港澳的经济继续发展，我们并不去干扰港澳的经济生活。偷渡问题，目前已成为破坏安定团结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坚决做好工作，相信偷渡的这种现象是能够制止的。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他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1979年，深圳的偷渡外逃形势十分严峻。1至5月，深圳逃出人数依次为：285人，1565人，1855人，1894人，5458人。 结果造成田园荒芜，人心不稳，干部情绪低落。
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 会议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他认为文富祥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上思想有偏差，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于是他就向支部书记们重申了要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最终会战胜这些困难的。 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习仲勋认为，反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不是治本，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这样边境就安定了，人就不会外流。习仲勋对宝安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7月2日，习仲勋前往深圳收容站，视察那里的情况，找了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的收容人员谈话，开始时这些被收容人员情绪低落、不安。经习仲勋教育，有明显好转，好几个都承认自己错了，再不敢偷渡了。
习仲勋临走之前，方苞等人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深圳市以及宝安县的情况。当时，宝安全县人均分配134元，最高的一年是1974年145元。土地可耕作面积是55万亩，包括旱地和水田，很多山坑地丢荒。而宝安的公余粮负担很重，征购粮食130多万担，年年加码，劳动力却只有9万。1978年最高人口33万人，最低时只有27万人，130多万担粮食，人均粮食负担900斤以上，所以老百姓劳动积极性不高。
习仲勋反复宣传贯彻党中央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基层干部群众研究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增强了干部群众的信心。
7月6日，习仲勋从反偷渡外逃前沿回到广州。7日晚上，他向国务院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就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问题作了简要报告。报告说：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我和吴南生、黄荣海、寇庆延等同志，先后于6月18、19、21日，到了外逃最严重的惠阳、汕头、佛山地区和一些市、县，同当地党委一起研究部署。毗邻港澳的沿海一、二线地区，由部队负责堵截，同时三线纵深地区也加强了民兵的巡逻堵截。6月21日至25日，每天在前沿堵截收容的外逃人员均在千人左右。从6月26日起，深圳市收容站收容的外逃人员开始降到千人以下。6月30日共收容381人，其中港英遣送回来46人。进入7月以来，又继续下降，7月5日只收容56人，其中港英遣送回来5人。从总的趋势来看，去年底以来发生的这股偷渡外逃风，已经得到遏制。港英当局对此也表示满意。
但是，习仲勋认为，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也就是治本，任务仍很艰巨。他在报告中指出，这次反偷渡外逃，暴露了我们工作上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官僚主义，思想僵化、半僵化，不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相当严重。惠阳地区机关科以上领导干部，送子女去香港的有42人。深圳市从去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的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香港风”已经使部分党组织丧失战斗力，惠阳县、深圳市不少地方田园荒芜，深圳市丢荒的耕地达9万亩。由于干部带头申请去香港或送子女出去，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群众说：“有权的批准出去，有钱的买通出去，没权没钱的逃跑出去。”这些情况，确实令人担忧，如不严加整顿，我们的这块前沿阵地就会跨下来。
在报告中，习仲勋还指出收容工作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是多年来把外逃人员当犯人看待。虐待外逃人员，对他们殴打、搜身、罚款是常事。收容站卫生条件极差，根本不做思想教育工作，遣送时戴上手铐或加以捆绑。加上遣返回乡后，还有各种处罚、批斗，许多人千方百计逃跑。6月下旬连续多次发生外逃人员在遣送途中逃跑，民兵开枪打死、打伤人的事，摔伤、摔死的也不少。这种种错误做法，不利于教育外逃人员转变思想，对打击极少数真正的坏人也很不利。但是有些同志仍坚持过去那套想法、做法，把偷渡外逃制止不下来归咎于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对待外逃分子。经过花大力气教育，已改变了一些同志的观点。收容站的条件和管理方法稍为改变之后，外逃人员的对立情绪大为改变。这样做，更有利于争取教育外逃人员，使他们回乡安心生产。
中共中央收到习仲勋的来电后，于7月21日复电广东省委，对省委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坚决制止偷渡外逃的指示，作出具体部署，负责同志亲自到外逃严重地区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并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在较短时间里基本上刹住了偷渡外逃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中央复电指出，要从根本上制止偷渡外逃，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广东继续抓好这项工作。首先是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和生产，稳定情绪。同时要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和组织的整顿。表扬作风正派、敢顶歪风邪气，一贯积极为党工作的好干部和在反偷渡外逃中表现好的人员；对那些利用职权，支持子女、亲友外逃的党员、干部，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严肃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对那些领导不力的基层组织要派得力的同志去帮助工作；对个别垮掉的机构，应抽调相当的力量去改组整顿。
中央强调，公开大张旗鼓的宣判处理制造谣言、煽动策划外逃的为首分子是必要的。但要注意少捕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不要把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外逃的群众当犯人看待，不要批斗，不要歧视，而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以免产生对立情绪。希望你们及时总结此次反偷渡外逃的经验，提高干部、战士、边防民警的斗志和政策水平，继续作好防范和堵截工作。切不可麻痹松劲。防止出现反复。
7月31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印发习仲勋同志在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上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知》指出：6月下旬以来，在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的大力支援下，我省毗邻港澳的前沿地区偷渡外逃人数逐步下降。到7月初，这股偷渡外逃风已基本刹住。但这只还是治标工作。要从根本上解决偷渡外逃问题，还要继续治本，要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要把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生产建设搞好，把党风和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好，把思想教育工作抓好。此件可传达到全体干部和党员。请你们根据仲勋同志讲话的精神，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党员和群众广泛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8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一）各级党委，特别是偷渡外逃严重地区的党委，要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对自己领导的地方，切实负起责任，分级分片包干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要求做到一出现偷渡外逃苗头，就要及时制止，使问题能够在当地得到解决。在今后一个时期，反偷渡外逃要贯彻治本治标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最根本的是要搞好生产和把群众生活安排好。（二）要抓好干部队伍的思想和组织整顿，搞好党风，树立正气，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好。(三)大力做好反偷渡外逃的宣传教育工作，用社会主义占领城乡的思想阵地。（四）认真落实和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切实改进收容遣送工作。偷渡外逃，总的说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外逃人员绝大多数是基本群众，坏人和犯罪分子只是极少数。反偷渡外逃斗争应本着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来处理，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对偷渡外逃人员，要遵照周总理生前的指示，首先动之以理，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反对惩办主义。不要把外逃群众当犯人看待，不要搜身，不要批斗，不要虐待，不要罚款，不要歧视，并且要设法稳定他们的情绪，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存在的困难问题，教育他们安心生产和工作。（五）加强边防管理，继续做好防范堵截工作和收容遣送工作。有关今后水陆防卫堵截工作，请省军区和省公安厅共同负责，随时研究总结经验，提出方案报省委和广州军区确定。
这年12月7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道访问香港，当天下午，港英署理总督姬达约请习仲勋会面，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会谈。其中谈到内地居民非法来港人数问题。姬达说，自11月初偷渡人数有所减少后，以后又继续上升了。近几天港方平均每天已截获逾400名偷渡者，今天更高达725人，还首次发现有来自福建的人，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心。我们是理解中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华(国锋)总理最近访英时也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对广东当局在堵截外逃人员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十分感谢。事实上今年7月亦曾一度有效地遏制了外逃潮。问题是现在的数字仍然很高。此外，合法地来港人数也不少，目前每天有150多人，两者相加，香港就吃不消了。港方估计一年来香港人口因而将增加15—20万，增加率相当于6％（但本港人口自然出生率仅为1.7％）。这对香港的经济、社会福利和防务等方面都带来极大的负担。人们对此问题长期不得解决已逐渐产生不满，且越来越不耐烦了。故希望中方能尽速设法解决，避免香港经济因不胜负荷而导致衰退。这对双方都很不利。

习仲勋对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表示对煞住外逃潮的问题，中方与港方是一致的，理解由此将带给香港若干困难，也不想为此增加港英困难。但实际上由于大批外逃对中方的生产等方面影响更大，提到约有9万亩农田已经荒芜。还强调说明中方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姬达对习仲勋的答复表示满意和高兴，并再次感谢广东长期以来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习仲勋还指出，香港有不少引渡集团向内地进行活动，为患很大。我方已先后截获两艘香港“蛇船”。望港方对引渡集团严加打击，同时，香港报刊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起了鼓励外逃的极坏影响。姬达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我们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港方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来港人数仍嫌过高。他说，不少人持有效期长达八九个月的通行证，协同全家一起来港，名义是探亲，其实都长留在港。他们实质上既欺骗了中国政府，也欺骗了港方。当习仲勋等人表示港方可将这些人劝返内地时，姬达又重弹“人道主义”和产生“黑市人口”的老调，表示港英不拟这样做。
最后，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习仲勋表示同意，具体安排将通过新华分社联系。
12月18日晚上，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杨尚昆、刘田夫、李坚真、郭荣昌、龚子荣、王德、尹林平、罗天、寇庆延、王宁、杨应彬、黄静波、熊飞，列席的有黄荣海、薛焰、庄田以及各地市委书记等人。
会议首先由杨应彬宣读了港澳工委上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外交部、广东省委和习仲勋的《习仲勋同志与署理港督姬达会见时所谈内容概要》，然后讨论了当前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习仲勋说，偷渡外逃问题，最近是从水上去的多，陆上也有。从现在情况看，主要是我们工作问题。我个人认为那个文件 没有什么大错误，从头到尾强调刹住。一个队有队管住，一个县有县管住，地区有地区管住。但有的地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这些例子多的很。惠阳县一革委会副主任兼澳头大队支书郑某，一家四口都跑了。15、16两天收容人数最多惠阳地区1800多人，汕头5000多人，深圳200多人，佛山219人，广州186人，韶关35人，肇庆33人，梅县3人，外省3人。深圳丢荒听说不止八九万亩，是十多万亩。怎么堵？特别严重的地方多发表意见。我跟许（世友）司令讲了，要人给人。派了黄（荣海）副司令。现在跑的不止穷的地方，富的地方也跑。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四化要搞。军队也有情况反映。军队在那地方长了也有不可靠。香港有一条法律：到了市区就不抓了。这条要给他谈判，你讲人道，我就不讲人道？
黄荣海说，现在海上跑的占75％，陆上只占5％—6％。除新疆、西藏外，各省都有。
王宁说，你（指习仲勋）不在家，我回来第二天就汇报，广州抓了1000多（人），有下降，但要大张旗鼓宣传。
习仲勋说，原因很多，请同志们来，想想办法，特别是深圳，责任所在，到底咋搞。由来已久，为什么搞不下。想办法。中央不是给了几条船吗，给个权力，所有的船都搜查。
黄荣海说，最近省委抓得很紧，但几个地区没有降下，反而增加。许（世友）司令有个意见要我直接向你反映，需军队帮助的给帮助。现港澳进步人士不满意，我们自己也不满意。惠阳地区12月1—15日跑了15000人。建议（一）要组织强有力的班子抓这一工作。现在谣传多。把中央二次会议和省委政策贯彻下去，现在还在上头，未到下面去。（二）第二线部队加强。盐田—沙头角方向要加强。现在两个团都堵上去了，省军区还要加大二线力量。建议独立师力量加强二线。（三）当前主要的是加强海上，大鹏岛和深圳方向要加强。（四）深圳本身加强管理。
杨尚昆说，省革委会通过的规定，请王宁研究一下，看有什么补充，提交人大（常委）会重新通过一下。底下确实有些乱，不敢管，相反还同情。逃去的家里还放鞭炮。这完全不对。要适当造点舆论。省委当时的几不准，是针对当时的情况。第一肯定（外逃）是违法的，第二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当然，也可能有些没解释清楚。这次王宁（去北京）开会，中央有的同志也有这样说法，说省委文件着重在教育方面是对的，处理方面讲少了。这话说的比较准。
刘田夫说，十条 是公安部和省一起起草的。这次省人大讨论，是很强大的武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措施。有了这个，是非就分清了。几个主要地区要加强地、县、公社、大队的责任，支持他们，只要按十条办，我们就支持。下面是做了很多工作的，省委也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互相支持，认真贯彻到底。省要支持地委，地支持县，一级一级支持，有一条按政策办事。（习仲勋插话：宝安县有一个大队15个支委跑了10个。）现在不抓紧，还会跑。一个不跑，在三几年内不可能。但只要上下一致，像现在这样的风可以刹住。渔、盐民的问题要研究，从经济政策进一步解决。但作为这股风，真正上下解决，也不难。四条艇 要快组织起来，海上堵截要摸清它的规律。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熊飞、贾华、许士杰、刘俊杰、尹林平、杨德元、吴健民等。
会议结束前，习仲勋就如何抓好反偷渡外逃问题讲了话。他指出：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确实成了当前破坏广东省安定团结的最大因素，如不解决，势必影响广东省搞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但是，对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也要充满信心，不要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全省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决定了就干，一竿子插到底，分片包干负责，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习仲勋代表省委常委作出决议：
一、加强领导。对省原成立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要调整加强，具体人选由习仲勋和寇庆延、王宁商定。对目前偷渡外逃严重的几个县，由省和有关地区派工作组下去协助，一方面抓好反偷渡工作，一方面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努力发展生产。
二、要造舆论。省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拟再提交省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讨论，俟补充修改过后予以颁布，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使之家喻户晓，上下一致按照办理。《南方日报》在当前一个时期，对反偷渡外逃和整顿社会治安的问题，要结合起来作适当的宣传报道。
三、加强一、二线边防部队的堵截力量。请黄荣海副司令在前往边防察看时具体研究部署，如需充实兵力，可向省委和广州军区报告；如需港英当局配合，可请港澳工委派人来面谈。
四、要注意了解收容的和港英遣返的外逃人员的情况。对其中的坏人要严厉打击；对屡教不改的，处理时要厉害一点，以达到惩一儆百，教育干部、群众的目的。像原惠阳县革委会副主任郑某那样的人，要与港澳工委商量并请示中央，要港英当局配合，把他引渡回来，予以严处。这方面工作请王宁同志研究。对被堵截收容偷渡外逃人员，可由各地办训练班，对其中屡逃不改的要强制劳动。
五、偷渡外逃严重的地、县，要下决心抓好治本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扶植正气，打击歪风。
六、深圳市的秩序要整顿。省公安局要派出工作组到深圳市调查研究，帮助市公安局，搞好全市的社会治安和管理工作。对国内各地前往深圳设立办事机构等，要严格控制；对外地前往深圳的人员，要严格查对证件。具体由深圳市制订一个管理规定。
12月17日至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这一规定。反偷渡外逃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
为了迅速刹住偷渡外逃风潮，省委和习仲勋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外，各级党组织下最大的决心，坚决刹住偷渡外逃风。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深圳、珠海边防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惠阳、惠东、东莞、海丰、中山、斗门、顺德、番禺、台山等县，还增设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而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等，则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惩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省开展的反偷渡外逃专项斗争取得一定的效果，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逐月减少。
尽管习仲勋等广东省领导人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有些基层干部对反偷渡外逃斗争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所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加上广东海岸线长，部队和民兵对偷渡外逃仍防不胜防，堵不胜堵。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92518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 仅深圳市1—9月，就收容外逃人员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 到10月底止，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
广东实际偷渡外逃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要高，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邓小平对广东反偷渡外逃工作非常关注。这年6月10日，他就署名“一群港澳华侨”反映广东省和广州市社会秩序混乱、偷渡现象严重的来信，作出批示：“此件转广东省委。要解决这种问题，没有决心，没有具体办法，对违法乱纪分子（特别是公职人员、干部子女、亲属）处理如不从严，是不会有较大效果的。”
习仲勋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过问这个问题。经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港英当局在1980年秋开始，也改变了以前的所谓“人道”的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对偷渡人员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很大的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古语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广东毗邻港澳、两地人民生活差距大的现实，使习仲勋深刻地认识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刹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
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1992年春邓小平再次视察珠海特区时，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深有感触地对他说：
试办特区前，珠海和澳门一水之隔，却差别很大。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港澳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我们当时吃也没得吃，穿得也很寒酸，所以老百姓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外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因此，有不少人外流到香港、澳门。生产队长一早起来开工吹哨才发现，队里六七十个强劳动力一夜之间全跑了。有个260多户人家的村子，除老人和孩子，全都跑空了。特区创办后，珠海人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过上了小康水平的富裕日子，原来外流的珠海人也纷纷回来了。那个跑空了的村子，除队长一户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没有回来外，其余260户人家都回珠海定居了。现在还有些澳门女子下嫁到珠海来定居。
老人家（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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