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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民党女兵的日记

发表于 2010-11-8 09:49:29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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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三天前我被国民党新×军暂编××师政工队录取,从此我将穿起戎装,成为国军中的一员。按规定今天要去报到,所以我起得特别早,准确地说,应该是彻夜未眠——虽然眼睛闭着,可脑筋却一刻也不肯休息。天刚蒙蒙亮我便起身,悄悄穿好衣服下地,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走到屋外去。天还很冷,但风吹在脸上已不像冬季那样刮皮割肉,而是绵软的、轻柔的,像在抚摸我的脸。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顿觉神清气爽,一夜的慵懒疲惫一扫而光。
妈妈不声不响地买了鱼和肉,把早饭做得格外丰盛,可是看着妈妈盯着我的神情,我就心里慌慌的,鼻子酸酸的,哪还吃得下。弟弟去上学了,只有妈妈送我到大门外。我雇了一辆三轮车,带着爸爸用过的小皮箱和简单的行李,万般不舍地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家。我不敢回头,我知道妈妈一定站在那里抹眼泪呢。
车走得很慢,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被来往车辆碾得又湿又滑。车夫吃力地蹬着,呼哧呼哧喘着气,围在脖领上的旧毛巾已经被汗水浸透,头上的汗也顺着破毡帽淌进衣服里。看着车夫我自然想到妈妈,她不是也要在这样的天气里,挎着篮子去给人家缝缝补补挣饭吃吗?这就是穷人的苦命!
马路两边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营业,有的已是明显黄铺了,街上偶见的几个行人,也都缩肩曲背匆匆而过。满目凄清,没有一点儿生气。
回想六年前爸爸离开家,撇下妈妈、弟弟和我,一家三口靠妈妈当小学教员的微薄薪俸艰难度日。去年春天,妈妈的一个学生欺负同学,妈妈教训了他。不想他竟用污秽恶毒的话骂妈妈,情急之下妈妈打了他一耳光,身为接受大员的家长不依不饶,硬逼着校长把妈妈开除,气得妈妈大病了一场,为了延医买药花掉了有限的一些积蓄。如今失业的人多如牛毛,妈妈虽然四处奔走求告,依然不能谋到差事,被逼无奈只得每天挎着篮子,蹲在街头巷口给车夫、苦力“缝穷”。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眼睛花得不行,夜里常常咳嗽得难以入睡。我也曾出去求亲告友找事做,但非但得不到帮助还遭白眼,甚至他们有的人连门都不开,像躲避瘟疫一样。我见街上有卖香烟的,就也想学着做,可妈妈不同意,说女孩子抛头露脸不好,万一碰上坏人怎么办。我不服气,就偷偷地又锯又钉,做个方盘糊上白纸,像模像样地挎在脖子上吆喝着做给妈妈看。她虽然被逗得合不拢嘴,可也还是不答应。
“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出去受苦。卖香烟本钱小,又不费力气,为什么别人能做我就不能做?”妈妈到底同意了,我就盘起头发,把爸爸的一顶旧学生帽扣在头上,像男孩子一样上了街。可是我不甘心,我还有梦。从上小学起我就喜欢国文课,尤其喜欢作文,每次写到远足的文章,开头总是从《学生作文指南》上抄来的那句现成话——“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老师就每次都用红墨水把这句话画上圈圈,我别提多高兴了。后来读《古文观止》,我才知道这是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话,从此便喜欢上古文,对那些锦绣文章我不仅熟读,还要背诵、默写,一发不可收拾。再后来我的作文更是经常被老师评为佳作,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读给同学听。一位国文老师私下毫不吝啬地夸我是“才女”,说我的文章大有须眉之风,夸得我晕头转向。有一天妈妈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当作家!”妈妈听后说我志大才疏,我不服气地撅起嘴说:“你瞧不起人!”我特别喜欢看上海电影,尤其是那些有插曲的电影,看后就学着唱。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那些华贵地生活方式,都让我着迷,我开始向往那种人生。
也许梦想真的可以变成现实,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我又上街卖烟,在一处招贴板上偶然看到一张广告,原来是国民党新×军××师政工队招队员,上写凡能写会画、能演会唱,有志于军队政治宣传工作的男女青年都可以报考,尤其是待遇一项特别诱人,除少尉衔军饷外,还发给眷属粮。看过广告后我喜出望外,烟也无心卖了,一口气跑回家,强捺住跃跃欲试的兴奋心情把事情跟妈妈说了,不料她又是反对。
“小琪,你爸爸在伪满国兵中当文书,六年前开拔进关,头一年还来过几封信,以后就再无音讯,如今这个人在哪?还在不在?都不知道。你想出去工作妈不反对,可就是不同意你去当兵,虽说政工队的人不一定上前线,可说不定哪天就开走,扔下妈妈你舍得吗?再说你一个姑娘家跑出去,我也不放心呀!”妈妈又说一个她读师范时的同学告诉她,国民党不得人心快不行了,将来共产党能成气候。
“妈,你可别乱说,你也不看报,报上说共产党是土匪,现在叫‘共匪’,他们挑起内战,到处杀人放火,老百姓才不得好日子过,所以天天都在讲要剿匪嘛,你可别听信那些谣言。我要是能考上,往近了说可以挣钱让咱家的生活得到改善,往远了说将来说不定我还成气候了呢。”妈妈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写呀、画呀、唱呀,这政工队的事儿太对我心思啦。妈,你有什么不放心的,这是国家的正式军队。谁说女孩子就不能当兵啦,你还讲过花木兰、梁红玉的故事呢。”我为自己这番滔滔不绝的宏论沾沾自喜。“好妈妈,你就让我去嘛!”我倒在妈妈怀里不停地摇着她的胳膊。
就这样从早磨到晚,磨得她终于宣告:“反正我也说不过你。”皇天不负苦心人,我顺利地通过考试关,如愿以偿地被录取了。
一路上心事连绵,不知不觉我就到了目的地——铁西广场。按通知单上的地址,我很容易就找到政工队的日本式独楼小院。院落大门紧闭,角门未锁,车夫帮我把东西搬进楼内。见车夫已经大汗淋漓,我便多付了钱。他高兴得又是鞠躬又是道谢,反让我羞惭得手足无措。
小楼内走廊狭窄,光线昏暗,门、窗、地板上的油漆脱落,处处都显得十分陈旧。我刚站在走廊上踌躇着不知该敲哪扇门,就听见一阵咯吱咯吱的响声。我寻声望去,见一个人正从楼梯走下。不等我开口,他便先迎过来热情地招呼道:“是来报到的吧?” “嗯。”我点头应着,心突突地跳,脸呼呼地冒火。
他看上去二十多岁,梳着分头,浓眉大眼,很帅气。他先伸出手,亲切地说:“我叫尹明,欢迎你!”我不知所措,也没跟他握手。他并不在意地一笑,“走,我带你去见队长吧。”便从我手里“夺”过皮箱,又扛起放在地上的行李,腾腾地走向楼梯。我就不由自主地紧跟在后面。
到了楼上,他敲开右面第一个房间的门,我看见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个穿军服的胖子。尹明指着我说:“何队长,她是来报到的。”胖队长用力眨了眨好像睁不开的细眼睛,嘴一咧,笑眯眯地说:“欢迎你,你是安琪吧?” “嗯。”我答应着,心想:他怎么不问就知道我的名字?
胖队长好像看出我的心思,笑嘻嘻地一摆手说:“是这样子的。我们只录取了三名队员,两男一女,那你当然就是安小姐喽。”见他阴阳怪气的样子,我的心又突突地跳,脸也准是又红了,就在心里骂自己:真没用!
“不要紧张嘛,我叫何勇,以后喊我‘老何’就行啦。”胖队长指着桌边的一把椅子说,“坐,快坐嘛。”我怯生生地坐到椅子上,低着头不敢看他,照实说是不敢看他那双细细的小眼睛,它们看人就像用针扎你一样叫你受不了。
“尹明,你让唐克给安小姐准备一套棉服。”胖队长命令道。
尹明走后,何队长走到我跟前,眯着细眼睛不停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咂着嘴说:“小安,你蛮漂亮嘛!咱们张副队蛮有眼力的,是他看中了你,队里正缺少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年轻的女队员啊!”我急忙站起来向后躲闪,一直退到墙边。我有些怕,虽然说不清怕什么。
“小安啊,不要这样紧张嘛,以后我们就是在一口锅里吃饭的好同志嘛,要朝夕相处的哟。我这个人是蛮爱才的,好好干,前途无量嘛。”他又踱回到桌子后面去了。
这时一个比队长矮却一样胖的人走进来,怀里抱着一套棉军服,主动朝我笑笑说:“这是你的,不一定合身,先将就穿吧,反正也快发夏服了。我叫唐克,可不是‘坦克’,是‘唐伯虎’的‘唐’,‘克己奉公’的‘克’,叫我‘坦克’也行,挺顺嘴的。队里的吃喝拉撒睡全归我管,有事找我,别客气。”我想笑又赶紧憋住。
“乱弹琴,怎么能将就呢?明天到军需处找套合身的嘛。”何队长绷着脸训斥道。
“是,马上办。”唐克胸脯一挺做了立正姿势,两只皮鞋撞出很大的响动。
我又想笑,心里说:这里的人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像演戏一样吗?
“老唐,你把小安送到女队员寝室去,帮助安顿一下。”何队长对我笑笑,做了个“请”的手势。
“好咧。安小姐,请吧。”唐克提着皮箱、扛着行李走在前面,我抱着棉服紧跟在后。在走廊尽头,一扇门半敞着,里面传出唧唧喳喳的说笑声。唐克也不敲门,“通”地一脚把门踢开。
这时,房间里的人一齐朝我看过来:惊愕,赞叹。一个正在洗头的姑娘先大声地嚷:“看哪,八成是仙女下凡了吧!”她穿着粉色的紧身绒衣,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身,焕发着青春活力。她顾不上擦干头上的水,急忙穿上棉袄,顺口骂道:“该死的唐克,不敲门就往里闯!” “挺封建呢。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女孩子,一会儿唯恐露得不够,一会儿又遮遮掩掩,真是邪门儿。”唐克笑嘻嘻地放下东西指着我说,“她是新来的队员,你们又多个小姐妹,往后多照顾着点儿。”又转向我,“自己作个介绍吧。”说完便嘻嘻哈哈地走了。
房间里有五个人,都在二十岁上下,年纪最大的一个躺在床上,看上去不像是睡着了,却一直不睁眼睛。房间里很乱,扯着的绳子上挂着洗过的和没洗的衣服,窗台上摆着小镜子和瓶瓶罐罐的化妆品,被褥卷成团横搁竖放没个规矩,地上扔满了纸屑、果皮、香烟头,好像多日没打扫过。
我局促不安地说:“我叫安琪。” “我叫胡美丽。”洗头的姑娘先自我介绍。她又向床上一指说:“她叫刘薇,最大,咱们都叫她大姐。”又指着坐在床上看书的,“她叫林婕。”我逐一向她们点头微笑。这时,那个一直倒背着脸的人转过身来,她手里拿着针线正在缝着什么。她不等胡美丽介绍就抢着说:“我叫吴静文。这屋里一共四个人,还有五个住隔壁,现在算上你,女队员正好十名。”这个吴静文长得挺好看,人如其名,文文静静的。她又指着坐在桌子上嗑瓜子的人说:“她叫陶冶,又淘又野,还是个馋猫。她不是咱们屋的。” “阿弥陀佛,不近人间烟火的老道姑。哈哈哈哈!”陶冶边说边把瓜子皮吐向吴静文。
这时,躺在床上假寐的刘薇突然睁开眼睛,怪模怪样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让我心里直打怵,我遂主动地叫她一声:“刘大姐。”
“行,小嘴怪甜的。”她一骨碌坐起,问我,“多大啦?”我说:“十七。” “干点啥不好,为啥偏要跑到这儿来?”刘薇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香烟点着,一连猛吸了几口,仰着脸吐出一串串白圈儿。
我心乱如麻,一面在指给我的地方铺行李,一面敷衍着回答她们提出的这个那个问题。房间里已经没有床,我只能睡在取掉拉门的日式壁橱里。一钻进去我就想起鲁迅的那句诗:“未敢翻身已碰头”,真是又想笑又想哭。
中午和晚饭吃的都是高粱米掺黄豆半干不稀的饭,菜是炒盐豆。我从小就不吃生葱,可炒盐豆偏偏拌了绿绿的一层生葱花,只好捏着鼻子拣不沾葱的豆子吃,可还是满嘴溷气,饭后就偷偷去刷牙,一遍又一遍地刷,一口接一口地漱。
最让我难堪的还是那套不合身的旧棉服,袖子长得能盖住手,上衣肥得能装下两个我,衣领油渍渍的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没来以前我就听说新×军是国军中的“骄子”、 “王牌儿”,一色的美式装备,吃的是美国面粉和美国罐头,穿的是美国军服,用的是美国枪炮。我还记得“八一五”光复那阵儿,在沈阳街头就见过新×军,男兵戴着钢盔,女兵戴着船形帽,开着吉普车满大街兜风,好气派!现在怎么了?这是新×军吗?
入队后的头一个晚上失望伴着失眠,我躺在憋闷的壁橱里,听着室友此起彼伏的细细鼾声,眼泪就怎么也止不住了——我想妈妈,我想弟弟呀!我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不中用?不是我自己下定决心,好不容易说服妈妈,又经过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考进来的,怎么刚刚遇到这么一点儿小小的不顺和挫折就灰心了呢?这头一天就认识了这么多长相不同、性格各异的陌生人,接触到这么多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我相信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是丰富多彩的,我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也许有一天真会成就我的作家梦呢?我考进政工队绝对是正确的选择。
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起得很晚,浑身懒懒的又酸又痛,睁开眼睛见室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便急忙穿好衣服。这时走廊上传来有人走动的声音,我端起脸盆正要去洗漱,吴静文进来了。
“起来啦?快去洗脸,一会儿还要跑步、练声呢。”我赶紧跑进水房,草草洗漱完毕就跑到院子里。院子很小,还不足一个篮球场大。二十几个人已经站好队——说是站队却不整齐,东张西望,说说笑笑,连童子军也不如。我一走过去就成了众矢之的,男队员交头接耳、唧唧喳喳,是在对我评头品足。我已不像昨天那样紧张,不过依然不敢正眼看人。吴静文把我拉到身边——在一个处处感到陌生的新环境里,哪怕有人朝你善意地笑笑,多跟你说句话,都会使你感到特别温暖和莫大安慰。我也对她笑笑,把身子紧紧地靠过去,老半天才肯放开她温湿的手。
吴静文告诉我,站在队前喊口令的就是队副张绍德,面试时见过的,瘦高个儿,一脸的严肃,嘴上叼个哨子边跑边吹,队员们跟着他稀稀拉拉地绕着铁西广场跑。两圈下来人人气喘吁吁,都自动改成慢步走,只有张绍德还在前面一个劲儿地边跑边吹。
跑步结束后回到院子里开始练声,一个皮肤黝黑、膀宽腰粗的人站在前面指挥,队员都叫他“曲大哥”。“啊——啊——啊——”队员们跟着他把七个音阶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反复练唱,最后又唱了两首歌。我先是跟着哼哼,渐渐也能咬清字眼儿提高嗓门儿唱准调了。
早饭后没有活动就在房间里闲聊,不一会儿男队员也过来凑热闹。吴静文说他们总爱往这边跑,女队员除非有事,不然谁都不过去。现在我已经能叫出他们的名字:韩德曾、于志强是我的“同榜”,还有吴安一、孔亮、徐伟和姜瑞田,他们都是从长春过来的老队员。听到动静,隔壁的女队员也呼啦啦地跑过来,她们是严凤、王亚芬、白萍、李芳芯和陶冶。队里的人几乎到齐了,挤了满满一屋子。我的左右,一边坐着吴静文,一边坐着吴安一,他紧贴着我,连他的呼吸都能感觉到,叫人浑身不自在,身上像爬着许多小虫子,痒得难受,想挪开点儿,这面又紧挨着吴静文。房小人又多,捂着大棉袄,我就觉得浑身都在出汗,偷偷地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不想还是被吴静文看到了。
“怎么了,出这么多汗?”她掏出手绢塞给我,我胡乱地在脸上抹着,生怕被人看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笑着,我实在没心思细听,只盼快点儿散去。
“老孔,报考的人那么多,怎么就要了三个人?”吴安一问孔亮。
这也正是我的疑问,就听孔亮说:“政工队有固定编制,你也不是不知道。从长春过来时有几个人留守了,现在不得不补上嘛。”吴静文悄悄告诉我,队里还有一名女队员叫乔莹,因为怀孕待产就留在长春,没跟过来。又听孔亮接着说:“报名的人多很好嘛,可以优中选优。”说到这儿他放低声音,“再说,报名的多报名费就多,”他伸手向上一指,“不是有赚头嘛。”韩德曾扯扯皱巴巴的棉袄袖子,一脸不悦地问:“不是说新×军全副美式装备吗?为啥给咱们穿这破玩意儿?” “什么美式装备?小老弟,那是旧皇历不能看了。新×军当年从大西南空运到东北,确实是全副美式装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美国造,可如今——唉,在吉林跟共军一交手就损失了一个师。在座的有人可能不知道,咱们这个师原来是伪满洲国的‘国兵’,被调到关内帮助日本人跟抗日武装作战,‘八一五’光复后,接受中央军改编开回东北,摇身一变也成了‘抗战八年'的中央军,后来又编入新×军序列,所以号称‘全副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在咱们师就徒有虚名了。”听到这儿,于志强瞪大眼睛疑惑不解地问:“照这么说,咱们这是汉奸队伍了?”听了这些话,我心里也很不自在,自己的爸爸不就是伪满国兵吗?他不也成了令人痛恨的汉奸?我开始后悔自己太盲目,太轻率,做了错误的选择。又忽然想到当年跟着队伍进关的爸爸会不会也在我们××师呢?不会,不会,他要是跟队伍回来能不回家吗?妈妈总说爸爸十有八九不在人世了。算了,别再想这些没影的事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哼,上了贼船啦!”于志强腾地站起,两手攥成拳头怒不可遏地说,“要早知道这样,用八抬大轿请我也不来。”孔亮把于志强摁在座位上安慰道:“小老弟,别激动,我也是一时高兴把听来的这档子事抖搂出来,你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冒,听完拉倒。什么汉奸不汉奸的,咱们是堂堂正正的国军、中央军、王牌军,咱们师长那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师长,委员长钦定的。刚才我那是胡说八道。”住在同室的胡美丽接过孔亮的话:“委员长钦定的又怎么样?你们还记得不?去年在长春听师长讲话,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军抗战八年立下卓越战功,我师将士浴血奋战屡受嘉奖’,那阵儿咱们还不知道底细,真让他给蒙了,说不定委员长也让他蒙了呢。哈哈哈!”她的几句话把大家全都逗乐了。
“唉,啥都别说了,谁让咱们上了这条船呢,是自愿的,又没人拿枪逼着你。”陶冶叹着气,一脸的自怨自艾。
我朝她看过去,她正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同时又用一样的眼光看着坐在我身边正在看我的吴安一,看得我心里发毛又莫名其妙。
坐在对面的那个人引起我的注意。他一直轻松地笑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像在听一段段开怀解颐的故事,可是细细观察,他笑得很假、很勉强、很无奈。听吴静文说他叫姜瑞田,是林婕的恋人。
“净扯些没用的,烦不烦?”刘薇不屑地说,像在自言自语。她谁都不看,只顾仰着脸吸着烟吐着圈儿。
“对了,几位新同志介绍介绍你们自己吧。韩德曾,你先说说。”显然孔亮是想缓解一下有些凝重的气氛。
“有什么好介绍的,我是流亡学生,老家在安东岫岩,共产党来了,穷棒子闹翻身,分了我家的房子、土地,我爸、我妈都挨斗了,家里的东西也都给分了,叫什么‘分浮财’。我爸让我出来当中央军,就是想有朝一日能打回去,找穷棒子算账。因为我姑父在沈阳做生意,我就投奔他来了,不想扑了空,他们全家已经飞北平了。我正愁没辙,赶上政工队招人就来了。”韩德曾说话时老是盯着我看,像是专讲给我一个人听的,扭扭捏捏、抓耳挠腮的样子叫人讨厌。
“没看出来,你还是个阔少爷呢!”姜瑞田的话带着讥诮味道,不过我挺高兴,因为我有些讨厌这个韩德曾,虽然我们是一起入队的。又听姜瑞田说:“现在全东北也只剩下几座孤城,要想打回你老家去怕没那么容易吧。”韩德曾不以为然地反驳道:“有美国帮助还怕打不垮共产党?”他阴沉着脸,像在跟谁赌气。
“老弟,美国人也不一定靠得住,”孔亮接过话冷冷地说,“世界上最滑头的莫过于‘山姆大叔’了。过去他的确没少援助我们,可惜咱们不争气,老打败仗,共军的武器倒是快全部美式化了。现在老美也学乖了,再不肯拿钱打水漂了。去年在长春发了一回美国货,士兵没份儿,军官抓阄,有摊上鸭绒被的,有摊上夹克的,我抓到一套罗斯福呢军便服,衣领贼拉埋汰,人家脱下来还没洗呢,裤子屁股上都透亮了,没穿几天就出了窟窿。听说这些破烂儿都是二战中美国兵替换下来的,咱们拣洋捞当宝贝!”听孔亮这样说,老队员都有同感地点着头。
“还说呢,我的鸭绒被拉链拉不动,睡完觉钻出来的鸭毛满天飞。还说睡在雪地里也不冷,我睡在这屋里到了后半夜就冻得直哆嗦。”陶冶的话又把大家逗乐了。
再看韩德曾,耷拉着脑袋蔫了。
“韩德曾说完了,该小于的了,你说说吧。”吴安一拱拱坐在身边的于志强。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刚才那个怒目金刚似的于志强突然变得异常冷静,他一板一眼地说:“我叫于志强——”大家都笑了。
“谁不知道你叫于志强呀?”胡美丽笑得直拍巴掌,于志强顿时红了脸。我心想:这个人真是憨得可爱,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社会人的习气,真希望我们都能永远保持这样可爱的学生本色。
吴安一急忙摆手说:“别打岔,让小于接着说。” “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叫于志强——你们都知道了。我爸爸、妈妈都远在山西太原,我跟奶奶、姑姑生活在一起,沈阳是我的老家。我爱好文艺,特别喜欢美术,想上艺专,可家里供不起,所以就报考了政工队,没想到还真考上了。我刚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懂,以后请各位哥哥姐姐多多指教。”笔试那天于志强就坐在我旁边,我的钢笔突然出了毛病,怎么甩也不出水,急得不知所措。于志强发现后立刻把一支钢笔推到我面前,我感动得几乎流出眼泪,可是还笔时连句感谢话都忘说了,一直后悔不已。
我正没头没脑地想着,就听林婕说:“安琪,轮到你了,说说你的情况吧。”既然两位同榜都作了自我介绍,我自然无可回避,就把我的家庭、学历以及为什么要考政工队都说了。在众人的眼睛里,我看到了怜惜和理解,这使我很不安,因为我没有用真诚回报大家的真诚,爸爸是伪满国兵这件事我没敢说,怕说出来自己一向看重的自尊就会顷刻间瓦解。
整个一上午就在闲聊中度过。
午睡后我想到外面去透透气,刚走下楼就听见楼梯后面有动静。我悄悄走过去,不想正看见徐伟跟胡美丽紧紧地抱在一起亲嘴,吓得我目瞪口呆,幸好他们都没注意到我,于是我赶紧轻手轻脚地溜到外面去。我心想: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让我这不相干的人也为之蒙羞。
晚上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想着一个问题——来政工队到底是对还是错?最后总算想明白,不来政工队又能去哪?这应该是一份得来不易的好差事,供吃、供穿又给钱,再说这不正是自己向往和喜爱的工作吗?多想无益,得过且过吧。
二月二十八日
上午清扫环境,布置会议室。会议室是楼内最大的一个房间,吃饭时它是饭厅,练节目时它是排练场,开会时它又是会议室。
据说这是从长春移防沈阳后的第一次大清扫。先是分头打扫寝室。女队员的房间我们这屋算是最好的,双层的玻璃窗,地板大致完好还涂着油漆,墙壁已经很久没有粉刷过,白墙变成了灰墙,天花板四角挂着大片灰网。姑娘们都脱掉外衣,捋胳膊挽袖子干得挺起劲儿,挑逗打闹,歌声伴着笑声,在百无聊赖中也算找到一点儿乐趣。经过一番清扫,墙壁干净了,玻璃窗和地板也见了光,房间里一下亮堂了许多。
不到午饭时间,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一天三顿高粱米黄豆饭,吃得裤腰肥了一圈儿。多吃吃不下,少吃不禁饿,尤其是拌盐豆加生葱花,实在倒胃口。
“开饭喽!”徐伟敲着搪瓷碗一路跑一路喊。听到喊声,大家一窝蜂似的拥到会议室兼饭厅。现在这里已经打扫干净,正面墙上挂着军徽,圆形的红纸板上缀着蓝鹰图案,上面还有三个英文字母“NIA”,所以新×军又称“蓝鹰部队”。军徽两边是用蓝色厚纸板刻成的八个黑体大字:精诚团结,戡乱救国。听说这些都是新队员于志强的作品。我也是新队员,所以夸他做得好,我也像沾了光似的高兴,我开始对这个不多言不多语、学生气十足的新伙伴有了特殊的好感。
原来乱堆乱放的物品已摆得整整齐齐,几只放服装道具的大木箱上摆着各种乐器盒,靠近窗户的两张旧办公桌上放着油印机和几桶油墨,桌面虽已擦过,还是黑一块红一块,污渍斑斑。
伙夫老郭拎进一铁桶冒着热气的高粱米黄豆干饭,勤务兵李福盛跟在后面端进一盆拌盐豆,一股生葱的溷气味儿直冲鼻子,本来已饿得塌了腔的我,一闻这味还是没了食欲。
菜勺子磕着铁桶叮当响,吧唧吧唧的大嚼声混着说笑声、打闹声,就是政工队例行的“一日三餐交响曲”。室内既无饭桌,也没凳子,几把一坐三摇的破椅子谁抢着谁坐,其余的就坐地板,坐窗台。我和吴静文蹲在大鼓旁,鼓面就是放菜盆的饭桌。她出于好心把打来的盐豆直往我的菜盆里拨,我盛了大半碗饭几乎是数着粒儿往嘴里送的。
坐在一旁的韩德曾吃得特别香,嚼饭的声音特别响,我半碗饭没吃完,他已经添了两回。他吃饭的样子也特别,横架着胳膊大口大口地扒,大口大口地咽,时不时地抻着脖子打几个响嗝。
我听见徐伟悄悄对吴安一说:“他怎么这副吃相?” “八成是个饿死鬼投胎,嘻嘻嘻。”两个人边吃边说边笑,虽然声音不大,但韩德曾一定听得见。他满脸通红,头上冒着热气,汗流进脖领子也顾不上擦。我心想:这个财主家的大少爷怎么这么没风度?
我很快把饭吃完,可盐豆却剩了一碗底,不等吴静文就先跑出去,把盐豆偷偷倒在走廊上的竹筐里,不料竟被伙夫老郭看见,他立刻火冒三丈地吼起来:“你吃不了放回伙房去,为啥要倒掉?你知道不?老百姓连这个也吃不上,这点黄豆在长春能救活一条命啊!你跑这儿摆小姐谱来啦?”那样子真吓人,瞪着眼睛、叉着腰,像要吃人。他这一喊惊动了饭厅里的人,大家都跑出来看,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老郭,你干啥发这么大的火?”
“她还是个孩子,这么小就出来做事容易吗?” “也不怨老郭发火,她也不该糟蹋东西啊。”你一言他一语,我再也听不下去,一甩胳膊跑回寝室,一头栽到床铺上,几天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地化作风雨交加的痛哭。
姑娘们都跑回来,还有吴安一、徐伟、于志强……满满一屋子人,像哄孩子似的劝我、安慰我,羞得我无地自容。是啊,细细一想,我真不该把那些豆子倒掉,这年月粮食该多贵重,我是什么小姐,摆什么谱呀。他们哪里知道妈妈和弟弟也在半饥半饱地度日呀。我决计从现在起一定改掉不吃生葱的穷毛病。
吴静文把我扶起来,替我擦眼泪,我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和怎样做才能得到大家的谅解。
“看,眼睛都哭红了,芝麻大的事儿值得他发这么大的火?”严凤在替我鸣不平。
“别哭了,哭肿了眼睛,大姐心疼啊。”听了林婕的话,大家都止不住地笑,我也想笑,却硬是咬着舌头憋住了。
“唉,真是个孩子,受不得一点儿委屈!”陶冶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块包着玻璃纸的水果糖,剥开纸硬塞到我嘴里,还调侃地说,“小孩儿得用糖哄。”这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到底跟着大家一起笑了。
“哼,这也算委屈?委屈的日子在后头呢!到时候有你哭的。”后进来的刘薇板着脸也不看我,赌气似的躺到床上闭目养神。
这个人怎么像块冰,这么不近人情?我想顶她几句,可话到唇边又咽了回去。我发现不仅姑娘们惧她,就连喜欢调皮捣蛋的男队员在她跟前也都规规矩矩不敢造次,我新来乍到,敢得罪人家吗?
午后休息,有人上街,有人睡觉,也有人去水房洗衣服。我本来也打算洗几件衣服,又不愿去挤去凑热闹,就一个人躲在房里看书。过了一会儿听水房里没动静,我才端起脸盆进去。
我刚把衣服泡上,于志强也端着脸盆走进来。我抬头看他,他对我浅浅地一笑说:“洗衣服啊?” “嗯。”我答应一声忙把头低下。
我跟于志强应该认识得最早,考试那天我向他借过钢笔,可就在彼此四目相对的瞬间,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同我一样的惊讶和欣喜。那稚气的脸,那聪慧的眼神,那憨厚的嘴唇,都深深地刻在我脑海里。队里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竟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握住他的手不放,就像遇见了久别重逢的好朋友,那种亲切感是从未经历过的。现在他就站在我旁边,只有他和我,我的心在怦怦地跳,水房里静得连心跳的声音都听得见。我心不在焉地揉搓着水盆里的一条裤子,两只手泡在冰冷的水里也不觉得冷。忽然,我发现盆里的水红了,原来是一不小心手指被衣服上的别针划破了,鲜血直流。我急忙把手指放到嘴里,又是吮又是吐,不想全被于志强看在眼里。
“怎么啦?”他立即跑过来。
我用力捏着还在出血的手指,在心里骂自己:谁让你胡思乱想,活该!
“别怕,我去拿药。”他转身向外跑去,眨眼工夫就捧来一堆东西——绷带、胶布、红药水、消炎粉。他不容分说掏出手绢擦干我的手,然后在伤口上涂了红药水,撒上消炎粉,又缠上绷带粘好胶布,这一连串动作又迅速又麻利。
“疼吗?”他看着我的眼睛关切地问,像个大哥哥,不,像个疼爱孩子的父亲。
我摇摇头,心里泛起一股热浪。他又不容分说捞起我脸盆里的衣服就洗,我急忙阻止:“我自己洗,我自己洗吧。”他用胳膊挡开我,“你的手不能沾水。” “还是我自己洗吧。”我哀求似的说。
“哎呀,你的手不能沾水,会感染的。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打把式卖艺的常挂在嘴上,这话挺有道理。现在咱们都离开家出来做事,就该互相帮助,对不对?”我无话可说,原以为他不爱讲话,没想到一说起话来竟滔滔不绝,而且有条有理,像个小大人。
“那就让你受累了。”我也想幽默一下,却一点儿也不幽默。
他会心地笑了。我们又聊些彼此感兴趣的事情,我发现我们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一致的关注,一致的喜爱,一致的厌恶。我们都尝试着慢慢敞开各自的心扉,两颗心贴得越来越近,好像心跳都是合拍的。我沉浸在莫名的幸福之中。说话间他已经把我的衣服洗完漂净,接着又去洗他自己的。
“于志强,你来政工队后悔不?”不知怎么我会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
他一愣,反问:“为什么后悔?” “入队以后,很多事情都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总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就把这些日子的一些观感和想法说了。
“没必要后悔,既来之则安之。现在不同于在家里,也不同于在学校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就说队里这二十几个人,各有各的秉性,各有各的家庭境况,各有各的不同经历,要想互相沟通,达到互相了解、信任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必须慢慢适应。这对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离开家庭的人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后悔。”我感动极了,眼里汪着泪水。我说:“你不后悔,我还后悔什么?让我们一起面对困难迎接挑战。Victory belongs to us!” “对,胜利属于我们!”于志强用力把手拍到水盆里,水花四溅,溅到他和我的脸上,我们一起开心地大笑。
“于志强,你真了不起,你的许多见解同你的年龄很不相称,那些话真不像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倒像个久经磨炼的——” “老——油——条,对不对?”于志强嘿嘿地笑。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看你急的,老油条也没什么不好,说明成熟、老到。不过我可没你说的那么邪乎,还不是从书本里学来的,现学现卖呗。” “你特别喜欢读书是吧?” “是,我家就住在图书馆附近,有时间就去借书看。看书也有瘾,每天睡觉前不看几页书就睡不着。” “你都喜欢看什么书?” “看得最多的还是文艺作品,中国的、外国的都喜欢看,虽然不能完全读懂,但还是从中明白了不少道理。” “真的,你真的很了不起。”我由衷地赞叹着。
“快别这么说,我跟你一样,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小学生嘛。”他忽然问我,“你不喜欢吃生葱?” “嗯,从小就不吃,一闻到那股味儿就恶心。别人一定以为我太娇气、太个性,对不对?其实我是很能吃苦的。”一想到老郭那凶巴巴的样子我就满腹委屈。
“你别想得太多,长期形成的习惯很难改,再说不吃生葱也算不上什么毛病,待会儿我去跟老郭说说,让他留出一些不拌葱的吃起来就顺口了。”我急忙摇头摆手说:“别,别,千万别去麻烦老郭,我能凑合着吃。”我们就这样一直站着,一直聊着,听见老郭喊吃饭才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这时也才开始觉得腰酸背痛,不过心里还是有少有的兴奋和惬意。
今夜睡得很香,好像又回到家里,又睡在了妈妈的身边。
三月十二日
今天是国父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早饭后何勇队长集合全体队员去政工处参加纪念大会。
这是我入队后第一次去政工处。我们由队副张绍德带队,他拼命吹着哨子,想让队列整齐一些,可一个个都像堵着耳朵,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好像一队散兵游勇,殿后的何队长急得吆三喝四,不住嘴地喊:“好好走行不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成何体统?咱们是新×军,不能给军徽丢脸。”听老队员说,何队长总爱把“新×军”挂在嘴上,又恨不得把这三个字写在脑门儿上,一套罗斯福呢军便服、一件美式夹克从不离身。按规矩只有将、校才可佩戴刺绣帽徽,他的军衔是上尉,他却偏要自掏腰包特意买来戴上,为这事没少挨处长训。勤务兵李福盛是配给政工队的,他却一个人支配使用,出门总要带上,还要让他戴着钢盔、背着卡宾枪跟在身后,装模作样硬充长官。
“不怕叫人笑掉大牙。哼,新×军?”吴安一狠狠吐了口唾沫,“还不是冒牌货,看看咱们这熊样,官不像官兵不像兵,倒像一帮伙头军。”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把队形也笑乱了。
紧接着这个说军长偏心眼儿,咱们好事摊不上,倒霉的事落不下;那个说咱们师是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简直就是后娘养的。……何队长气得双手叉腰大呼小叫,可还是无济于事。他索性一跺脚站下,等队列走远才背着手、踱着方步跟上,为的是听不见心不烦。
穿过铁西广场,吴静文指给我看,“那个三层楼就是师政工处,这里是电业局的办公楼,现在政工处占了一二层。”我顺着她的手望去,见大楼的拱门上方画着“青天白日”徽章,两边门垛上分别写着“精诚团结” “戡乱救国”八个大字。我心想:怎么到处都是这两句话,絮烦不絮烦呀?
走进一楼大厅,里面已经人挤人地站满了。吴静文说这些人都是咱们师的政工人员,有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工室主任以及师团的政工干事。我们被带到最前面去,因为人太多,也分不清横排竖列,人挨人,肩并肩,热烘烘的像一笼屉馒头。
大约十点钟,一个肩上斜披白红条纹绶带的人高声喊道:“大会开始,请肃静,不要吸烟。”大厅里的嘈杂声依然不绝于耳,站在后面的人照旧喷云吐雾,满室青烟缭绕,呛得嗓子发痒,于是一人咳嗽立刻引起连锁反应,这里那里咳嗽声响成一片。
值星官又在喊:“不要吸烟!”严凤悄声说:“这个人是政工处秘书,叫杨尚斌。”杨又连喊几声,直到军乐队奏起“国歌”和“军歌”,才算把此起彼伏的喧嚷压下去。这就是国军?这些人就是国军的军官?如果这就是堂堂的国军的缩影,岂不是太悲哀了吗?
“敬诵总理遗嘱。”一声令下众口同声:“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起初还算整齐,可三句过后就乱成一锅粥,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声大,有人声小,也有只见嘴动不闻其声的。“总理遗嘱”在学校时已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读得又流利又响亮,不想竟惹来周围许多白眼,吓得我赶紧闭嘴低头。
值星官又一声喊:“长官训话。”吴静文告诉我,长官就是政工处处长丁怀仁。
我朝前望去,这人大约四十来岁,一张五官端正、棱角分明的脸白白净净的,乌黑的小背头溜平锃亮,像刚刚擦过鞋油的皮鞋头,一身将校呢的绿军服平整笔挺,肩章上三颗梅花星银光闪闪。平心而论,他很漂亮,尤其是那双小眼睛,明亮有神、锋芒逼人。
“各位同志,今天是国父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他停下来向大家扫视一眼,又清清嗓子接着说,“国父虽已仙逝,但是他的思想和精神犹存,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尚未成功,吾侪应继承国父之遗志努力奋斗。什么是先生之未竟事业呢?嗯?就是精诚团结、戡乱救国。只有戡乱才能救国,要救国则必须戡乱……”
“新年伊始,委员长钦定建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我军荣幸被编入第×兵团,荣膺剿匪之重任,这表明党国剿匪戡乱之坚定决心。委员长在重订刊印《剿匪手册》之际,训诫吾等要‘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故吾等政工干部务必共体时艰,精诚团结,戮力同心,振作我军将士,深刻了解剿匪戡乱之大义。我们有全体国民之拥戴,有盟邦美国朋友之援助,定能达成戡乱救国之目的,彻底消灭共党指日可待……”杨尚斌带头鼓掌,随之全场响起一阵并不热烈的掌声。
丁怀仁走下讲台时,一眼看见了我,我也正在看着他,四目相对躲闪不及,我赶紧低头,心跳得要蹦出来。
再往下又有杨尚斌讲话,又有其他的什么人讲话,我一概没听进去,只觉得头晕目眩。
“就这么点儿屁事,啰里啰唆,翻来覆去,烦死人!”刘薇小声嘀咕着。
这个人虽说对我不太友善,可她率直的性格和皇帝老儿也不怕的劲头,我倒十分欣赏。清早一搪瓷碗高粱米饭已消化殆尽,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地提抗议。政工队一日三餐是不变样的高粱米黄豆饭,连菜也只是炒盐豆煮盐豆。不过,自从于志强把我不吃生葱的毛病告诉老郭以后,他便每顿饭都给我留出一些不加生葱的豆子,所以吃起来挺香,连饭量也增加了。
“饿不饿?”吴静文捅了我一下问道。
“怎么不饿?早就肠中车轮转啦。”我低声说,不想被溜达过来的何队长听见,吓得我一吐舌头,心里说又得挨揢了。不料他把细眼睛一眯,笑道:“饿啦?别急,就散会了。”说完背着手挤到后面去。
我望着那肥肉堆起来的后脖颈,心里直犯嘀咕:他怎么没骂我?要是换了别人,比如胡美丽或者严凤,他会不会也这样和颜悦色?哼,笑里藏奸!丁怀仁那怪异的眼神又出现在眼前。可怕的眼神!我入队的前一天晚上,妈妈一再嘱咐我,凡事要多长几个心眼儿,防人之心不可无。外面的世界太复杂,人心叵测,千万要加小心。想起妈妈的话,我更觉心惊肉跳——唉,要长多少心眼儿才够用啊?
大会一直开到将近中午才散,回队时没站队,三三两两挺着饿瘪的肚子,拖着站酸的腿,一步步往回蹭。吴静文挎着我慢腾腾地走着,徐伟撵上来说:“我请你们吃鸡丝面怎么样?” “得,咱们可受用不起,要是让胡美丽知道,还不得闹翻天?”严凤嘴一撇,快步去追前面的李芳芯。
“徐伟,你说话算数吗?”吴安一从后面赶上来,“你什么时候出过血呀?” “吴静文,你去吧,我得走了,吃完饭我还有事呢。”我边说边甩开吴静文去撵前面的陶冶。
“等等我,谁吃他的什么鸡丝面。”吴静文也追上来。
这时就听见后面赶上来的胡美丽大声嚷嚷:“徐伟,你又烧包啦?好呀,我正想吃面呐,走吧。”徐伟咧嘴一笑,“吃什么面?我说着玩儿呢,我请不起,他们也不能去,你就别跟着起哄啦。”这顿鸡丝面到底没吃成。
午饭后,大家回到寝室倒头便睡,一觉睡到天昏地暗,街上亮起了路灯,晚饭也推迟了半小时。
白天睡足了,晚上自然有精神想心事。
小时候见过伪洲国兵、宪兵,光复后又来了苏联大鼻子红军、共产党的八路军,再后来就是中央军。我虽然明白爸爸当国兵是给日本人做事,被叫做“汉奸”,很不光彩,可我还是欣赏军人的威武气派,也许兴冲冲报考政工队就有这种潜意识在作祟。入队以后,经历的许多事情都令我失望,于志强却劝我既来之则安之,看来不管愿意与否、高兴与否,我都必须坚持下去、忍耐下去,必须跟这些喜欢和不喜欢的“同志”同舟共济走到底了。难道是自己心理有问题?我不喜欢一些人看不起别人,但别人就一定喜欢我看得起我吗?我不过是个走投无路的穷学生、小丫头片子,也配唱高调自命清高吗?既然披上了这张皮,不就是一丘之貉吗?……思前想后,心乱如麻,怎么也理不出头绪。啪,啪,啪,是清脆的枪声,又听到一阵疯狂的狗叫,不知又过了多久,我才迷迷糊糊沉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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