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风反腐背景下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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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从严治党，并明确告诉我们，从严治党的关键是要从严教育、管理和监督干部，要让干部清醒地认识到“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1]。习近平总书记对从严治党的论述为当下的正风反腐指明了方向。正风反腐，即正风肃纪、反腐惩恶。

基层干部语言腐败是“四风”不止的间接反映。毫无疑问，“四风”不止，腐败必生，群众必怨。和群众痛恨的“四风”问题及其它腐败问题一样，语言腐败也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公信力。而眼下，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的语言腐败问题并不少见，必须加以认真研究。

一、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表征及危害

在齐向宇先生看来，“带有腐败表征尤其是违背法治精神的言论、表态” [2]可称为语言腐败。语言腐败表现在话风上，就是话风败坏。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语言腐败是指基层干部在工作中说话违背法制精神，缺乏人文关怀，面对特定对象爆粗口，说雷语，表现出严重的“言语暴力”。据研究，时下，这种语言腐败主要表现为下述几种类型。

（一）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表现及其特征

1.傲慢型及其特征

上述案例中，当事人或倚重权力，进行权力寻租;或自我膨胀，仗势压人;或目中无人，狂妄自大……权力傲慢和无知暴露无遗。这些看似简单的“爆粗口”“说大话”，实则是权力谩骂，权力傲慢。

2.耍横型及其特征

上述案例中，当事人或罔顾事实，或耍赖撒泼，或倚势吓人、或耍威骂人……他们的人格和官格尽失。显然，当下还有不少基层干部的观念极其落后，他们工作作风粗暴，认为善言善语，软手软脚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3.恫吓型及其特征

上述案例中，当事人或暗示“秋后算账”，或誓言报复，或痛骂吓唬……这些人公民意识缺失，缺少对民众最基本的敬畏和关爱，信奉“强拳”逻辑，实施高压政策，“霸气”“痞气”十足。

除上述三种基本类型的语言腐败外，还有“渎职型”和“鄙视型”两种语言腐败现象也较常见。

“渎职型”语言腐败主要指某些基层官员面对疑难或焦点问题，或者推三阻四、互踢皮球;或者冷言冷语、幸灾乐祸;或者回避矛盾、推卸责任。比如，海南五指山市黄花梨遭滥伐，记者向毛道乡林业站黄站长举报，得到的回复却是：“我怎么查，我干吗要查？怎么是我的职责？”这类腐败语言无不折射出某些基层干部的群众利益观极其淡薄，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典型的“懒政”“庸政”。

“鄙视型”语言腐败主要指某些基层官员高高在上，辱骂群众、蔑视群众。比如，“老百姓就是他妈的给脸不要脸的玩意。”“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这些“不要脸”之骂，反映出某些基层干部的人民性严重缺失，存在严重的等级观念和阶层歧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官老爷”代替了公仆，“宗旨意识”“服务意识”早已淡忘。他们已然淡薄了群众感情，失去了群众立场。

（二）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危害

综上，这些语言腐败的典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语言腐败的表现不一，但其共同特征就是当事人党性不强，素质不高。这不仅对当事人及所在单位的形象带来极大冲击，而且造成整个基层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信誉危机，严重伤害公信力。

1.破坏形象

语言腐败对基层干部个人及其所在单位形象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下人人都握有话筒的时代，加之微传播和传播娱乐化，基层干部的不当言论很容易被快速而广泛地传播，甚至被随意放大，以致在公众的大脑里形成固化思维，产生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刻板印象，公众在日后接受相关传播时，很容易形成“连贯性理解”①，导致一提到基层干部，人们就会摇头，就会按负面形象去接受、理解信息。

2.消解公信力

何谓政府公信力？简言之，就是指“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3]是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用评价”。[4]随着我国社会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传统的社会矛盾尚未完全消除，新的社会矛盾又不断浮现，这必然会引发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需要各级管理工作者积极有效地去应对，可现实却是某些基层干部往往用暴力言语去回应，其結果必然会造成信用危机，严重冲击基层政府或企事业单位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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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层干部语言腐败产生的原因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②看来，话语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语境，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和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基层干部语言腐败也不例外。

（一）惯性思维与保守观念

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重视话语的语境分析，包括说话背景、说话场景，说话的历史语境等。如果联系社会历史语境去考察某些基层干部的语言腐败问题，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言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带有很强的历史惯性。显而易见，某些保守落后的权力观和社会偏见往往会随着历史发展的惯性而进入现代社会，从而影响人们的觉悟，支配人们的言行。譬如“我当然有权利做任何经营决策”，其将自我与权力划等号，明显映射出历史的影子。

（二）权力膨胀与话语控制

所谓权力，它有两重含义：即 “行为的能力（power to）”和“支配控制他人的能力（power over）”，[5]后者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话语控制”。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明确指出语言不仅用来交际，而且用于“控制”。比如，上述案例中，某领导对属下的强势呵斥：“拆不完我撤你！”。类似这种言论，相信在基层工作中并不少见。这些基层干部带着家长式作风，说话没商量，权力支配、权力膨胀暴露无遗。

（三）社会偏见与言语表达

德国哲学家弗雷格于1892年提出了“预设”这个概念。通俗地说，“预设”即指说话者说话时往往会受到某些隐性的东西的支配和控制，比如立场、观念、文化、价值观等，当然也包括社会偏见和歧视。说话者一旦产生某些社会偏见和歧视，就会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从而导致言语失范，甚至言语暴力。上述案例中的“不要脸”之骂就明显地预设了“老百姓无知”“老百姓不懂尊严”，深刻地反映出骂人者带有严重的社会偏见和阶层歧视，从骨子里瞧不起老百姓。

三、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治理路径

除上述分析外，制度不完善，某些基层干部缺少应用的媒介素养，职业道德缺失，品行存在严重问题等也是导致语言腐败的重要原因。鉴于此，基层干部要想消除语言腐败问题，必须依靠自律和他律的合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破除错误权力观，提高服务群众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引用一副对联教诲领导干部，告诫他们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群众利益观，其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其下联是：“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胡锦涛同志曾明确要求干部 “凡是为民造福的事情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凡是损害广大群众利益的事情就坚决不办。”[6]所以基层干部务必要摒弃“惯性思维”，坚守“四个意识”，遵守“八项规定”， 坚决与“四风”说不，提高党性认识，对权力存敬畏之心，对群众存敬爱之情，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里。

（二）坚守“底线思维”，提高综合素养

作为基层干部，始终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无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都不能狂言妄语，要坚守“底线思维”，做到“五不说”，即毫无依据、捕风捉影的话不说，有违党的纲领和宗旨的话不说，脱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话不说，损害群众利益、伤及群众情感的话不说，有损党内团结、危害党群干群关系的话不说。

作为基层干部，理应讲究说话的最高境界，即务必做到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因此，基层干部应该加强学习，自觉提高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不断开阔胸怀、增加气度、扩大视野，做一个涵养深、素质高的人。唯有如此，说话才能更加实在，接地气。

（三）鼓励社会监督，遏制权力滥用

鼓励和强化社会监督，不失为防范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重要路径。首先要动员广大公众，不忘监督责任，提高监督自觉。如果大家都能自觉行动起来，随时随地对领导的言行进行监督，相信对净化基层干部的话风会起到重要作用。其次是要积极引导媒体，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从严治党”时，就特别强调加强舆论监督的重要性，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剖析，发挥警示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7]并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树立自信，敞开胸怀，主动接受监督。基层干部只有充分明白这些道理，将接受监督变成自觉行为，才能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权力失控，言行失范。

（四）建立健全制度，约束权力运行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会腐败变质。”[8]人总是有惰性的，没有制度和规则的约束是要出问题的，基层干部也不例外。当下，由于某些制度尚不够完善，导致一些基层干部缺乏约束、权力膨胀的例子并不少见。这些权力膨胀表现在话语上，就是傲慢无礼，口不择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因此，时下，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确保权力在正轨中运行极为迫切。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筑牢制度的笼子，特别是要建构一套严厉高效的惩戒机制，让那些缺乏自律，甚至缺失党性的基层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9]，绝不让那些傲慢无知、贪腐成性者低成本，甚至无成本地顶风作案。

四、结语

当下，有关基层干部语言腐败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个人及其所在单位的威信，不能不予以足够重视。学界有责任和义务深入研究基层干部语言腐败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因由，积极引导他们充分认识语言腐败的危害性，设法帮助他们彻底清除话风不正，行为不端的毒瘤，真正“把为政清廉作为一种尊崇、荣耀、价值追求”[10]。

注释：

① “连贯性”是一个由解释者加到文本上去的属性，即不同的解释者（包括文本的产生者）有可能就同样的文本产生出不同的理解。连贯性理解中，解释者会受到社会认知的双重制约，一是受到在过去的实践中建构起来并内化于理解者个人认知中的社会结构、规范和习俗的制约，二是受到他们自身置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实践的特殊性质所制约。

②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一种旨在研究和解释社会问题的跨学科语言研究方法。该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是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的，所以，影响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不仅仅是语言自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并进一步强调意识形态和权力以各种方式介入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