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创新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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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外贸红利、制度红利和资源红利正逐渐趋于弱化，甚至成为经济增长的拖累，过度依赖投资的增长模式是造成红利消退的主要症结。投资需求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投资效率下滑、产业升级乏力、资源消耗激增以及环境污染、通货膨胀、产出波动和结构性失业的加剧。破解中国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依靠创新驱动改善中国的总供给，创造出新的增长红利。

然而创新驱动的产生与发展绝非一蹴而就，需要经历由新知识和新理念激发技术和工艺的创新，进而创造新产品、培育新市场、开发新产业，最终使得创新红利扩散和惠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与各行业，推动中国经济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在创新驱动的链条上，市场创新占据着重要地位，市场创新不仅使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与最终消费相衔接，并且通过高额的市场回报率创造出可观的生产者剩余激励持续的创新行为。

市场创新的基础在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借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实现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帕累托最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抑或产品创新都需要通过交易来评价和实现创新的价值，同时交易也为提升新兴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和延伸创新扩散空间奠定了基础。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认为“自由选择”的交易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必要条件，市场经济也正是凭借交易形成专业化从而提升了效率。

二、市场创新内涵

现有关于市场创新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从多层次、多视角对市场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加以解释和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下文对市场创新的分析，以“创新”“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内涵分析为基础，进而围绕市场创新与其他形式的创新的关系、市场创新主体以及市场创新的目的，重点分析市场创新的内涵与表现形式。

首先，市场创新的核心在于创新，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以及形成新的企业组织。[1]（P73-74）不难发现在熊彼特的世界中，创新应包含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创新以“企业家”为主体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内生于生产过程而且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创新虽然意味着毁灭，但创新必须能够创造新的价值。“企业家”作为创新的主体对于“企业家精神”和新价值的追逐激发了创新。

按照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观点，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创新的结果。换言之，技术创新使前一个创新变得过时，新进入厂商的威胁使得原有厂商不能坐享其成，竞争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不断进行研究开发。创新企业因而有了连续创新的动力，市场就有了连续的暂时性垄断的创新。然而由于现实中创新的非连续性和非均衡性特征，不同的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形成了时间上长短各异的经济周期，即引发了产出波动。因此，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表明非线性的创新虽然会导致经济系统的不稳定，然而包含五个层面的创新却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因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而“企业家”对创新的追逐则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

其次，对市场的剖析是研究市场创新的基础。市场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在狭义上是买卖双方交易商品的场所，从广义来看市场应是买卖双方交易内容、交易场所和交易规则的组合。从交易内容来看市场可以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从交易场所来看市场可大致分为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从交易的种类来看又可粗略分为专业化市场和非专业化市场。由此可见市场的含义相对比较丰富，包含了多层次的内容和多样化的划分标准，因此准确把握市场内涵就具有一定难度。但是各类市场的功能却是一致的，对市场的功能和作用分析有助于探讨市场创新。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由交易双方力量对比形成的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效率最优，市场交易促进了分工，进而提高了专业化水平、改进了效率。因此市场的最主要功能在于通过促进分工提高效率，并且隨着市场发达程度的提高还能够促进权能的分离（权利分工）[2]（P62），进一步释放效率改进的空间。而且，经济学理论也证明了只要交易主体具有凸性的偏好1，通过自由选择即市场交易就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

再次，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市场是市场经济的载体，或市场更具体地表现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市场关系、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调节等范畴的总和[3]（P21）。市场经济的创新在于不断扩大市场的范围，从狭义来看是拓展市场的空间范围，从广义来看则是延伸交易的范围，从而尽可能地扩大分工、提升专业化水平。市场经济强调依靠供需决定的价格机制引导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无需政府的干预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也被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从斯密、萨伊到马歇尔、哈耶克都强调市场机制是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但这种理想的假设与现实显然是不符合的，市场机制的运行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与弊端，至少在短期内依靠其自身是无法解决的。尽管马克思和凯恩斯都认识到市场机制的这一缺陷，但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却出现迥异。马克思认为，近现代资本主义是由小市场不断向全球性大市场转变的，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即“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全球经济危机最终会破坏世界市场经济，从而摧毁这一体制。凯恩斯则认为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通过政府干预尤其是存在流动性陷阱时财政政策的干预就能够帮助宏观经济走出泥潭。

最后，探讨市场创新的内涵。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市场创新即是开拓一个新的市场，比如一个传统的国内企业成功打开了国外市场。对于这一界定，往往使市场创新被认为是市场营销创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营销创新与市场创新重叠的部分相对比较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学者们认识到市场营销创新与市场创新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市场营销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价格、适当的信息沟通和促销手段，向适当的消费者提供市场的产品和服务。

对早期市场营销理论和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分析可知，市场营销的主体是微观经济主体之一的企业，营销创新是以服务企业自身目标而展开的。营销创新主要反映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市场占有率的目标而实行的短期竞争策略[4]（P20）。例如，叶思荣认为市场创新与市场营销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创新不以巩固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标，而是着眼于开拓新领域。[5]（P37）市场营销以产品为基础，以总成本为实力，以市场分享为目标，着重广告、推销和价格等手段，因而资金最为充裕的企业取胜的可能性更大。而市场创新以产品和服务的差别性为基础，致力于市场创造，提出新的产品概念，建立新的市场标准和秩序，最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取胜的概率更大。

学者们认为市场创新对于差异化的产业具有不同的意义。洪银兴就传统产业的市场创新认为，不能以为创新只是技术创新，在传统产业市场上商业模式创新可能更为重要。传统产业市场是竞争白热化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营销手段五花八门，成功的企业一般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6]（P6）适应买方市场的市场创新方式大致有：一，与其上下游企业形成的产业链合作;二，特别重视品牌创造和企业声誉的提升;三，重视服务对扩大市场和提升产品价值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市场创新的内涵作如下界定：

第一，市场创新与其他创新的关系。市场创新以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基础，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诞生能够促进新市场的形成，而市场机制通过竞争压力加快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速度。更为重要的是，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都是高风险投入，而市场创新能够保证创新的收益，有助于激励持续的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此外，市场创新具有高度透明性，能够为不同产业提供可资借鉴和模仿的新商业模式，为产业创新降低学习成本、提升产业竞争性和活力，最终撬动产业创新。

第二，市場创新的主体。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市场创新的主体也应当是“企业家”或者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或团队。“企业家”为了追求创新利润和自我实现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市场创新，并通过市场创新实现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价值。

第三，市场创新的目的。与市场营销创新追求企业自身短期目标不同的是，市场创新锁定的是长期目标，并且在长期也并不为某个特定企业所服务。市场创新具有两个目的，一是扩大市场交易的范围，二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亚当·斯密认为分工促进了专业化、提升了效率，然而分工受制于市场范围，因此，市场创新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交易范围。而交易范围的扩大不仅仅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市场，更在于通过市场交易场所的形式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新扩展市场交易的范围。市场创新的第二个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市场交易的频率和规模。

三、市场创新分析

（一）交易场所创新

交易场所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只有具备了交易平台才有可能进行市场交易。交易场所创新不仅意味着拓展了新市场，更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交易平台并不固定，交易不可能随时随地发生，换言之，交易的频率较低并且交易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伴随人类社会活动的增强，经济的集聚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城市的出现使得交易往往集中于固定的场所。姚家华分析指出，在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固定的市均设于王城之内或分封诸侯的国度内，并且形成了包含交易地点、交易时间、市场秩序、度量衡、交易契约和交易税等一整套的市场制度设计。[7]（P68）正式形式上交易平台的形成，使得交易规模增加，交易信息透明和交易制度规范，进而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提升，交易平台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固定的场内交易到灵活的场外交易。绝大多数交易尤其是商品交易总是在固定的交易场所内进行，然而当市场交易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商品时，例如，伴随证券交易的出现所产生的场外交易。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均是针对证券交易而言，场内交易和场外交易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固定的场所，以及场内交易有标准的合约并被监管，场外交易仅是交易双方私下的协定。场内交易最大的优势在于交易者在一个集中的场地内交易，增加了交易密度，从而有助于形成流动性较高的市场。场外交易的证券主要包括不符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虽符合上市要求但不愿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债权以及存托凭证等。场外交易能够起到扩大交易范围、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

第二，由多样化交易场所发展到专业化交易场所。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市场均为多样化的交易场所。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商品交易的规模和种类相对较小与较少，多样化的市场能够增加经济集聚程度，吸引更多的买卖双方进驻。早期多样化交易场所更易具备规模效应，也能够有效缓解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共享基础设施，因此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

专业化市场是从商品批发市场或商品交易市场演变过来，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化市场多指以现货批发为主，集中交易某一种类或若干种类有较强互补性或替代性商品的场所，是大规模集中交易的坐商式制度安排。罗卫东对专业化市场进行了学术界定，专业化市场是由多个主要以批发为主经营单一种类商品的主体聚集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场地内而形成的大型市场。[8]（P25）郑勇军提出专业化市场应具有两个特征：（1）以现货交易为主，远期合同交易为辅;（2）每日交易或者每周交易日明显长于歇业日。[9]（P25）前者使专业化市场明显区别于各种商品期货交易所，后者使其区别于农村周期性集市。洪银兴认为，专业化市场是商家的聚集、市场功能的聚集。在专业化市场中，行情集中，发布的价格信息、供求信息更具权威性，厂商需求市场和价格的交易成本较低。[3]（P21）

专业化市场相较于多样化市场，其优势体现在：（1）同类商品的买卖双方集中在固定的交易场所，信息流动性增强，买卖双方以搜寻成本为代表的交易成本降低;（2）专业化市场以批发为主，兼顾零售，因而专业化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频率远大于多样化市场;（3）集中交易，有较大规模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信息流动性强，交易产品的差异性较小，较为符合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均衡符合帕累托最优，即最优效率;（4）专业化市场以现货交易为主，远期合同交易为辅，集聚的供求双方可以共享规模交易平台和销售网络;（5）专业化市场往往也意味着同一领域企业布局在地理上的集中，即产业集聚或专业化产业区，产业集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上。[10]（P76）

第三，从有形的实体交易场所衍生出无形的虚拟交易平台。传统意义上的交易平台是有形的实体交易场所，交易双方在有形的交易场所上实现了物流和信息流的集聚。随着通信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普及，交易双方不再依赖于实体交易场所，基于虚拟交易平台的电子商务正逐渐改变传统商业模式。按照狭义的定义，电子商务是数据的处理和传输，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业交易。从广义来讲，电子商务利用互联网将消费者、生产者、供货商以及雇员联系在一起，并将有价值的信息迅速传递给有需要的主体[11]（P58）。值得注意的是，电子商务符合洪银兴提出的现代市场的重要特征：信息流集中和物流分散。[3]（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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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内容创新

早期商品经济的主要交易内容是物物交易，即直接使用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以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但物物交易使得交易成本过于高昂的同时，也限制了交易规模，于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便应运而生。“物货交易”对“物物交易”的替代意味着市场交易内容出现了重大创新，突破了交易双方时空及“偶然性”的限制。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才能对其创新价值进行准确的评价，换言之，只有当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时，即成为市场交易的内容之一，其市场价值才能实现。但对于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能够成为市场交易的内容之一，并不意味着市场交易内容的创新。我们尝试对市场交易内容创新的分析，通过梳理交易内容的演变，探讨市场交易创新对于降低交易成本、刺激交易规模扩张的作用。本文归纳的交易内容创新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信用形式交易的出現。传统的市场经济中，买卖双方以货币为中介展开交易，从而能够实现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然而“物货交易”受限于交易方在交易时所拥有的货币量。货币量作为流量使得交易者在不同时间拥有不同的数量，同时也可能存在相同财富存量的交易者拥有不同的货币量。这使得“物货交易”会受制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如果单纯地为刺激交易而增发货币又会导致通货膨胀，信用交易形式的存在弥补了这些不足。在信用交易中，参与交易的一方不再支付货币或者商品，取而代之的是自身的信用，即承诺在未来向对方支付相应的货币或商品。



信用交易的实质是在恰当的制度安排下，交易者能够在当期交易和未来交易之间选择权衡。以信用消费为例，交易者考虑到当期和未来的实际利率的变动而做出的交易选择，交易能够使得消费者在跨期收入流的预算约束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如果预期未来收入上升，在实际利率下降的情况下，决策主体将会通过信用消费，增加现期消费，从而扩大了交易规模。

第二，服务交易的形成。商品是传统交易的核心，即交易双方是对商品价格的竞争。随着商品经济完善和分工范围的扩大，服务也成了交易内容之一。比如管理咨询服务、法律服务以及信息服务等。关于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交易，在理论上更多地定义为服务贸易。Bhagwatti将服务贸易分为4类：（1）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移动的服务贸易;（2）消费者移动到生产者所在国进行的服务贸易;（3）生产者移动到消费者所在国进行的服务贸易;（4）生产者和消费者移动到第三国进行的服务贸易。[12]（P134）杨圣明和刘力（1999）认为服务贸易具有的特点是：（1）服务贸易是劳动活动和货币的交换;（2）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不能储存。

第三，权利进入交易内容。当分工不断深化，不仅商品和服务能够交易，权利同样也可以进行交易。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附着在商品上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等各项权利是统一的，换言之，一次商品交易意味着包含在商品内的所有权利必须统一交割。在市场经济逐渐高级化的历程中，包含在同一个商品中的不同权利能够相分离，实现了依附于商品的某项权利的交易，即所有权的权能分离[2]（P62）。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权的权能包括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而所有权、支配权和管理权的三权分离构成了实质上的权能分离。商品经济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越高，三权分离的价值形式越广泛。这种分工与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商品化进程相适应，因此，权能分离进一步扩大市场交易的规模，从而出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期权交易、排污许可权交易。

（三）交易规则创新

传统交易规则的重点在于交易价格是由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所决定，并且商品交易的供需双方角色是相对固定的。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交易规则正在改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一般商品的均衡价格由供给和需求曲线相交决定，即竞争性的价格决定机制，且在交易中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严格区分的。一方面某些领域的价格机制可能不再是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在某些部分难以清晰地界定。我们认为交易规则创新包含价格机制的创新和交易者身份的创新。

第一，价格机制创新。在信息时代，信息产品的供给方不再向消费者收取任何的费用，改变了传统的盈利模式，价格不再被供求双方的竞争所左右。互联网的内容供应商向消费者免费提供信息资源，即时通信软件商也向消费者提供免费的软件使用权。在互联网免费的初级阶段，经济学理论将其称为网络外部性，信息和互联网软件生产者以免费或者极低价格提供产品，目的在于培育一个原本不存在的市场。网络外部性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取决于其他同类消费者的数量，换言之，消费者从某个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与消费者的总数量有关，因此网络外部性又被称为需求方规模经济。

第二，交易者身份创新。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就同一场交易而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界定是严格清晰的，换言之，生产者仅提供商品和服務，而消费者支付费用换取商品或服务。然而在新经济中，界定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身份将愈加困难，同一场交易中参与的一方不仅是生产者还可能是消费者。在网络经济时代，分布式的生产模式和扁平化的商业模式对现实经济影响更加深刻[13]（P37）。一方面生产不再是地理上的集中，商品或服务的生产更加分散，减少了企业的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交易的中间环节减少，商业模式紧紧连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交易费用得以节约。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和新能源的生产符合分布式生产和扁平化商业模式的特征。就信息而言，消费者获取信息的传统渠道是报纸、电视或者门户网站，在这种信息生产模式中信息是由生产者集中制造和生产。经济体为了生产消费者需求的信息，必须为信息的收集和加工支付相应的成本。随着互联网交互能力的增强，信息不再由生产者集中生产，而是由无数的信息消费者以较低成本或无成本的收集，进而借助互联网渠道进行分享，节约了集中生产信息的搜集成本，实现了信息的分布式生产。在这种模式中，信息的生产者又是信息的消费者。

四、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通过将市场创新分解为交易场所、交易内容和交易规则的创新，本文认为市场创新的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交易规模和降低交易费用，然而市场创新更为关键的作用是能够有效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根据钞小静和任保平的界定，我们分别从经济增长结构、稳定性、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以及生态环境代价等四个维度，阐述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14]（P29）

（一）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是从经济增长的过程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结构均衡，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国民经济的中间消耗降低，持续增长就有较大的潜力和可能性，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正的贡献[14]（P26）。在交易内容创新中，我们不难发现早期市场交易是以农产品为主逐渐加入了手工业制品，而随着市场经济水平不断提升，服务业创造性地进入市场交易的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服务能够交易，服务业才能成为独立的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业或者第三产业又可以分为以餐饮为代表的消费者服务业及以管理咨询、金融服务和工业设计等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相较于生产者服务业而言消费者服务业形成规模的时间更早，然而生产者服务业的产业关联度远超过消费者服务业。近年来，欧美传统工业强国正在经历产业结构转型，在产业分工上发达国家以工业设计和管理咨询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快速发展，而其传统的制造业正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当服务能够进行交易，高度外包的商业模式才能形成，进而表现在产业链条中生产者服务业将占据更高的附加值和利润，产业竞争力更加持续强劲，这对于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交易场所创新中，专业化市场的出现也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专业化市场的形成往往意味着生产的专业化，即实现了以产业集聚为代表的经济集聚，换言之，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越易于产生专业化市场。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报酬递增[15]（P298）[16]（P26）[17]（P11）、技术外溢[18]（P16）和不完全竞争[15]（P298）[17]（P12）引导要素、经济活动在空间集中，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性事实。理论上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三个层面的积极效应：首先，经济集聚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平均成本;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认为技术的外部性与企业间技术溢出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驱动力[16]（P25）[17]（P11）;最后，不完全竞争通过诱发厂商的价格和质量竞争降低成本，在微观机制上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此外，虚拟交易平台的形成意味着信息流的集中和物流的分散。基于虚拟平台的交易活动通过信息流的集中有效降低了交易过程中以信息搜寻为代表的交易成本，同时物流的分散带动了物流业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也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其作用大致可以体现在：首先现代物流业能够推动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其次，通过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理论，物流联盟的出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物流业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极化和扩散效应，通过增长极梯度推进区域经济增长。[19]（P151）

（二）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作为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体现为经济运行不会出现剧烈波动，经济风险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理论来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以用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程度来衡量，实际产出超过或低于潜在产出的幅度越高表明经济的波动性越大。潜在产出取决于当期的资源状况和技术效率，因而潜在产出是相对稳定的。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也可以称为经济失衡，在现实中均衡出现的时间短、概率低，绝大多数时间经济都处于失衡。因而，失衡倒是经济的常态，即经济的波动是正常现象，而完全平稳的经济运行较少出现。在宏观经济领域，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往往是由于需求因素所导致，即不恰当的需求管理政策引发总需求上升或下降均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

当政府预期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出于刺激经济的目的，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政府购买、拉动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政府的干预措施过于激烈，实际产出会在短期内超过潜在产出而导致经济过热。进而在长期政府如果忽视了结构调整，则会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失业增加，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政府的不恰当干预会导致经济频繁、大幅度波动，经济陷入忽冷忽热的怪圈，其内在原因是政府预期失误。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现实中，建立理性预期都是一个棘手问题，缓解经济波动的可行途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虽然经济的不稳定性难以彻底根除，并且也无法找到帮助政府建立完全正确预期的方法，然而在某些领域的市场创新却有助于稳定经济。著名的蛛网理论告诉我们，在交易内容创新中期货进入交易能够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积极作用。

（三）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

经济增长不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不断攀升，更应表现为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持续改善，从民生的角度着力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所有居民。一般意义上，分析经济增长的成果分配更多强调的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然而收入分配公平性大多与制度设计相关，而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并不紧密。但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创新往往能够使得居民的福利水平整体上升。市场创新对于提升居民福利水平，间接改善经济增长成果分配的效应表现在：（1）在交易场所创新中专业化交易场所的出现，使得购买专业化产品消费者的搜寻成本大大降低，消费者交易成本降低会改善其隐形福利水平;（2）在交易内容创新中，信用形式的交易出现使得消费者的超前消费成为可能，信用消费通过金融市场创新降低了消费者的收入约束，通过合理规划现期和未来的收入支出，居民的跨期选择范围扩大、福利水平随之提升;（3）交易内容创新中资产权能分离后，证券交易使得拥有资产水平较低和收入水平不高的居民也能够投资企业，成为企业股东，分享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的红利。投资门槛的降低使得居民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选择余地扩大，可能獲得的总效用增加、福利水平提高;（4）在交易价格机制创新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外部性日益受到厂商的重视。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厂商在竞争中向消费者提供低价甚至是免费优质产品和服务，消费者剩余因此增加，总体福利水平也会随之改进。

（四）市场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使得中国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稳步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大幅改善。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和外贸红利等的支撑，然而，伴随一系列有利条件的释放殆尽、产业结构转型乏力，中国经济增长更大程度上依赖由政府主导的投资所推动，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中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大量的能源消耗也使得中国环境质量堪忧。经济对于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可以理解为增长的代价，对于中国而言，庞大的经济规模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作为经济增长副产品生态环境的退化，无论对于国民健康水平还是国家形象而言都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虽然先污染后治理难以规避，然而通过市场创新却能够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首先在交易场所创新中，虚拟交易平台的产生使得交易简易化的同时，也减少了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包括交易双方无需支付赶往实体交易场所的交通费用，只需要借助能源消耗较低的互联网就可完成交易;其次在交易内容创新中，权利进入交易使得碳排放权交易成为可能。

科斯定理表明，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低时，无论财产最初的配置状态如何，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将会实现。然而环境作为典型公共产品，其产权难以划分，因此现实中污染排放量往往超过社会最优排放量，这也是根治环境污染难点所在。权能分离后，各项权利能够进入交易领域，碳排放权和排污许可权交易的出现一方面弥补了政府治理环境污染会造成高额交易成本的不足;另一方面在交易规则创新中，第三次工业革命催生了交易者身份创新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统一也能有效节能减排。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属于分布式能源，其生产和利用受制于规模效应，随着信息化和智能电网的普及，太阳能可以实现集中生产并充分接近市场。通过“屋顶革命”在城市屋顶建立太阳能发电设施，“屋顶”的所有者既是太阳能发电的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通过建立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实现太阳能利用的市场化。

五、简要总结

市场创新是以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为基础，以交易场所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新为内容的系统创新。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诞生能够促进新市场的形成，而市场机制通过竞争压力加快知识、技术和产品创新的产生和扩散速度。市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或者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个体或团队，其目的在于扩大市场交易范围和降低交易成本。

市场创新可分解为交易场所创新、交易内容创新和交易规则创新。交易场所创新是指从固定的场内交易到灵活的场外交易、多样化交易场所发展到专业化交易场所和有形的实体交易场所衍生出无形的虚拟交易平台;交易内容创新分为信用形式交易、服务交易和权利交易;交易规则创新分为价格机制创新和交易者身份创新。我们通过对这些创新内容的分析发现，市场创新有助于优化经济增长结构、提升经济增长稳定性、改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因此通过有效的市场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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