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服务蓝海待开拓 消费观念需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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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打工者相对父母一代有更高的收入，但换不来城市的入场券。针对农民工特殊需要的消费市场仍是一片蓝海，但农民工消费存在脆弱性，需引导正确的消费观念，加强社会保障支持工作。

新生代农民工以90后为主，爱刷剧，会网购，习惯用花呗，和父辈打工者从生活态度、工作习惯到思维方式都全然不同，但同样的困扰萦绕着两代人——融不进城市社会，而相比父辈，他们更难回农村。

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到2025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新增农村转移人口为8000万以上。从农民工到新市民，还有很远路要走

01
年轻、花钱潇洒、没规划

昆山博悦集散中心，是当地较大的农民工招工点，年轻工人聚集在此，三三两两聊天，有些刚从昆山站下火车，也有刚从上一家工厂下工，靠墙的行李堆成连绵的小山。有企业来招工，应聘者就提着全部家当，鱼贯登上大巴去工厂面试，如果录用，就直接入住企业宿舍。

昆山是个农民工聚集城市，全市200多万人中有七成以上流动人口。立讯精密（002475.SZ）、纬创、世硕等多家苹果产业链电子企业在此设立工厂，制造业密集，吸引了大量农民工来此务工。

20岁的李琦（化名）高中毕业出来打工，先在上海，之后来昆山。他刚从纬创生产线下来，在集散中心等着下一份工。像这样的“00后”在打工群体里并不罕见。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近期披露的《流动的“新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与心态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90后”、“Z世代”成为主流，90%以上打工者是男性，“90后”占比在75%，其中10%是“00后”。

年轻，早早外出打工，意味着没有进一步求学深造。报告显示，绝大部分打工者是初高中学历，占比达75%。

李琦在纬创每周做六休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一个月赚4000多元，工厂包吃住。高强度工作在制造业企业是常态，周围工厂都是差不多的工作节奏。报告显示，打工者大部分每天工作时间10-12个小时（占比92%），每周工作时间在6天左右（6天占比80%，6.5天占比16.2%）。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好于上代。46.3%的调查对象平均月收入在4001-5000元之间，15.4%在5001元以上。76.9%调查对象能够完全独立，靠工资养活自己。

年轻一代打工者和克勤克俭的父辈不同，有更多钱，也更会花钱。休息日，李琦会和工友去吃火锅、撸串、K歌。这样的消费在打工群体里很常见。报告显示，打工者每月去饭馆吃饭3-5次占比35.7%，6-10次占比19.7%，10次以上的占比16.8%。主要和工友一起吃饭（56.8%）。

打工群体主要休闲方式是玩手机（64.9%），用手机最多是看电影和电视剧（70.3%），其次是聊天（66.4%）和听歌（56%）。李琦充了爱奇艺、腾讯等多个视频网站会员，工友们也都是会员。

虽然工厂包吃包住，打工者仍有不低的个人消费。29.2%调查对象每月花费在501-1000元，1000-2000元的占比36%，2000-3000元的占比12.5%。消费支出前三位是吃饭（87%）、购买生活用品（59.1%）和手机话费（49.2%），其余还有买烟酒（30.1%），看电影（8.2%）和购买电子产品。

在工友中李琦算是比较节省，每月能存2000元。也有很多人没多少存款，35.8%调查对象个人总存款在1000元以下。


李琦喜欢到处转转。“去年去了杭州玩，今年放假准备去南京玩。在哪里打工就玩到哪里。” “旅游式打工”的概念已经不算新，一些打工者玩遍长三角后，再去珠三角打工，换个地方玩。

边工作边享受人生的心态很普遍，这也意味着，打工者稳定性并不高。报告显示，69.4%打工者处于在职状态，30.6%处于非在职状态。在职者中，从事当前工作时间绝大多数在2个月以内，工作了10天以内的占比30.8%，工作了11-20天的占比27.8%。对于上一份工作，绝大多数调查对象工作时间在半年以内。打工者2019年全年工作时间，大部分在181-300天（66%）。41.6%的调查对象换工作在3-5次。

没钱就打工，有钱就休假，看似更潇洒，但事实上也是困局下的无奈选择——融不入城市，阶层固化难破，没有奔头和长远计划。

年轻一代打工者几乎是父母人生的翻版，大部分父母有打工经历。父亲有打工经历的有78%，母亲有打工经历的为60%。

他们和父母辈一样家人聚少离多，存在留守儿童代际传递现象。39.5%的新生代打工者有留守经历。对有子女的打工者调查显示，子女是留守儿童的占比在39.8%。夫妻分居，子女由留在老家的爱人照顾，占比32.5%。夫妻都在外地一起带孩子的仅6.4%。

困境在循环，新生代打工者仍无力在城市扎根，让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68.1%的人不打算在工作的城市买房，20.2%的人不确定，仅11.7%的人打算。对于未来的打算，47.6%的人打算回家乡就业，35.4%的人不确定。

对于自己的定位，有48.7%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打工者，18.4%认为自己是农民工，其余认为是工人（10.4%），农民（2.6%）。认为自己是市民的仅2.6%，新市民为6.8%。

“打工群体对于打工城市的归属感是不强的。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可以适应城市生活，但却不是打工城市里的人。” 课题牵头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俊秀表示。


02
大城市融入难

农民工一般有两种走向，城市市民和农民，但新生代打工者往往面临“城市融不进，农村回不去”的尴尬处境，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两栖”，或是成为“流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表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工流动打工受到体制和观念上的制约，流动人口被视为盲流，在很多地方被驱逐。2003年后体制上的制约破除，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工问题通知，有一条最根本的政策规定，农民进城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但他表示，多年过去，农民工在城市的权利仍受到很多限制。“人自由迁徙的权利是宪法中早已存在的，但很多观念和制度在制约着农民工的权利实施。农民工难融入城市，是因为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流动人口大部分还居住在半城市化状态，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2.9亿农民工，只有六分之一在城市拿到居住证。异地高考比例更低，只有15万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异地参加高考，教育是融入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农民工融入城市仍很难。”王春光指出。

融合难最直观的体现，是农民工在打工城市落户难，也难以获得户口配套的教育、医疗资源。近年中央层面出台很多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政策，但对农民工输入地政府来说，很难调配原本就有限的城市资源。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副处长唐有财表示，“在昆山调研发现，很多农民工拿着中央文件和地方政府说，中央最近讲了要以人为本，提供公共服务，但地方政府也很为难。这是我们今天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

唐有财表示，根据调研和数据分析，农民工群体出现困难时，很大帮助来自于家庭（56%）和私人伙伴（30%），认为工作地政府帮助很大的仅2.56%，甚至低于老家政府。群体在打工城市的获得感很少。

他指出，农民工融入面临的问题，是中央政府“服务型政府”、“以人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理念如何通过管理体制创新来实现，如待遇确定机制、财政分担机制、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资格审查机制和公共服务享受机制的转变。

在资源稀缺、人口流入量大的一线城市，农民工融入更艰难。近年来，部分一线城市驱逐打工群体的新闻引起舆论热议。很多学者呼吁，一些城市只要白领，不要蓝领，只要大学生，不要农民工的“抢人大战”以及“驱赶低端人口”做法，是违背城市规律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褚荣伟表示，根据调研发现，打工地市场化水平高低和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高低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像北京、广州、上海这样的发达地方，农民工在这里感觉身份认同最低的。


03
“乡城移民消费者”

和一线城市防卫姿态不同，近年来三四线城市对务工者展现出开放和欢迎的态度。比如天津将落户门槛放低到大专，昆山以“来到昆山就是昆山人”的口号吸引务工者。新生代农民工成为这场三线“抢人大战”的标的，一因劳动力，二因消费力。

在自我和社会认知里，新生代农民工是打工者。但在蓝领求职平台上，他们有一个更亲切的称呼——“用户宝宝”。

随着人口红利消退，务工市场从卖方优势转为买方优势，旺季频频出现用工荒。以昆山为例，苹果三四季度发布新品，倒推生产节奏，产业链上的代工厂下半年进入开工旺季，人力紧缺。用工需求催生出线下劳务公司和新型线上用工对接平台。

“我的打工网”是一个线上平台，注册的打工者有经纪人免费服务，为其提供企业招工信息。一位经纪人说，每天晚上会把第二天的企业招工信息整理发布到用户群里，供用户挑选。每个年轻的“经纪人姐姐”服务100-200个用户，态度亲切，有问必答，只为用户能稳定在企业工作，因为平台主要收入是向用人单位收取佣金和“稳岗费”。

以制造业为经济支柱的环一线城市，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吸引企业入驻设厂，因此这些城市为新市民打开了大门。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需求也受到市场关注。有学者指出，外来人口“市民化”，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大格局。

一些市场参与者已从中看到商机。爱乐分是一家针对农民工子女的托育机构，在昆山有四家分支，针对2—6岁学龄前幼儿，收费1400多元一个月，特色是从早8点到晚8点超长托育时间，覆盖农民工的工作时间。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价格不到大城市托育价格的三分之一，但企业仍有盈利空间，毛利率达到40%。主要是场地成本比大城市低80%，人力成本低40%。“这是一片蓝海，会有更多参与者进来。”

除了托育以外，市场参与者也在逐渐进入农民工医疗、买车等消费蓝海，打工群体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

褚荣伟将群体称为“乡城移民消费者”，消费有助于构建身份认同，认同程度影响消费。“第一代务工者和第二代务工者价值取向不一样，第一代目标是养家糊口，第二代除了赚钱还需要更丰富的社交生活。作为一个消费者，他们在城市消费体系中找到自己的权利，获得身份的认同。”

他指出，市场化不断推进过程中，资源被更好地配置，让务工者获得更好的机会，获得身份认同，对他们适应城市是有帮助的。但也有负面的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务工者生活成本越高。

从另一方面看，农民工的消费有其脆弱性。打工群体工作不稳定，收入不固定，抗风险能力低。根据上述报告，不交社保的调查对象占比51.3%，另有15%的调查对象不知道自己是否交社保。45.7%的打工者有计划过存款，没存下。13.8%没计划过，也没存下。

有一半打工者有外债，主要借贷方式是用花呗借钱（60.2%）、向朋友借钱（42.8%）和用借呗借钱（27%），平均外债金额是13595元。

“我的打工网”联合创始人奚军表示，很多会员是穿AJ牌球鞋，用苹果手机的，会花600块钱染发。有些会员工作一个月挣了钱，两周就花完，没有钱吃饭就借一些钱，缺乏理财规划。“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首先第一步是建立财务观念，养成好的财务习惯。”

也有学者指出，打工者不是所有消费都是有价值的消费，有些是消耗，为了虚浮的东西浪费他们的劳动价值。这些消费没有创造价值，比如为自己充电、教育子女等，没有奠定他们长期融入城市的基石。“而一些贷款平台的兴起，加剧了打工者的盲目消费，平台借钱给他们没有门槛，不考虑他们还不还得上钱，对他们是一种更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