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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考古”中还原大师和经典

发表于 2020-12-18 08:10:50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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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

        今年12月16日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在重温经典之际,那些与贝多芬丰富音乐遗产相关的技术细节与轶事传闻,再次激发起人们求证还原的热情。

  对20世纪人文科学诸多领域有着广泛影响的法国当代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一书第五章“结束语”中提出了“考古学的对应空间”这一概念,虽然福柯并未对之进行详细论述,但在福柯称之为“考古学作为各种不同的话语实践特有规律的分析”语境下,“考古学的对应空间”在逻辑上也应该涵盖包括音乐学研究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音乐演出实践在内的“音乐考古”。

  作为探寻和发掘古代人类社会实物遗存的严格意义上的考古学概念的延展,“音乐考古”其实更接近“考古学”希腊语词源的内涵,即“研究古代之学”。在演出实践领域,“音乐考古”集中体现在肇始于19世纪并于20世纪发扬光大的“古乐运动”或称“本真运动”中。音乐学者和音乐家通过对博物馆里的古老乐器、作曲家手稿以及演出记录(包括费用账单)等浩瀚历史文献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让古老的乐器重新登上音乐舞台,而新制造复古乐器也加入古乐器行列,共同组成古乐团,以忠实于作品诞生年代的演奏手法和风格进行演奏,从而成为“本真演奏”。

  1.古乐团的演奏与“命运”的初衷

  古乐运动作为20世纪引人瞩目的音乐文化现象之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音乐学家威尔·克拉奇菲尔德在《复兴时代的风尚、信仰与演奏风格》一文中指出的:“在巴洛克音乐领域,已很少有现代乐器的录音。”其实古乐演奏远不限于巴洛克时期,在贝多芬音乐的阐释中,古乐运动也具有日益提升的地位。

  在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2020年,在古典音乐尤其是德奥古典音乐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德意志唱片”(简称DG)发行的贝多芬作品全集中,九部交响曲的演绎出现了“双峰对峙”的格局:在柏林和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现代乐团演奏录音之外,还有另一套录音,即约翰·埃利奥特·加德纳指挥他的“革命与浪漫管弦乐团”的古乐演奏。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纪念年的这一新气象,并非唱片公司的偶然之举,而是贝多芬音乐传播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的一个侧面,是“音乐考古”结出的丰硕成果。

  毋庸置疑,对于为数众多的听者而言,古乐团的演奏会带来不同的管弦乐音色和速度(大部分古乐演奏都在速度上快于传统的现代乐团演奏,包括在慢乐章中),但古乐演奏的意义绝不限于这些方面。如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关于“历史”所指出的:“应当使历史脱离它那种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历史以此证明自己是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过去事情的新鲜感。”福柯在此处所用的“历史”这一概念,对应于音乐接受和阐释的历史以及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传统,其“长期自鸣得意的形象”同样遇到挑战和质疑,而背后的强大动力之一是“音乐考古”,它依赖于乐谱手稿等“物质的文献”而获得了一种让经典作品活力焕发的“新鲜感”。而获得这种新鲜感的重要途径之一,是恢复音乐中存在的福柯称之为“为了使事件的连续性显现出来而可能被回避、被抑制、被消除的东西。”

  贝多芬画像 资料图片

  贝多芬作品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来自他著名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曾被广泛地认为与“命运”的标题相连,事实上,时至今日,包括我国乐团在内的许多乐团在演出此曲时,节目单上仍会出现“命运”的标题,而在乐曲解说、相关书刊以及无数自媒体谈及此曲的文字中,“命运”的使用率相当高。但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主流唱片公司和乐团的文字中,“命运”的标题已经不再出现,这是“音乐考古”的贡献之一。而与有意识涤除对经典作品过度阐释的“去标题化”并行的,是在“音乐考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指挥家、演奏家对贝多芬笔下音符的更多尊重,对总谱的忠实。奥地利杰出的音乐学家弗朗茨·恩德勒指出:“直到古斯塔夫·马勒,人们在演出贝多芬的交响曲时首先想到的是改变贝多芬总谱上的原有配器。因为人们认定耳聋的贝多芬内心希望表达的要远远超越他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乐器和技法。”而这样做的一个理直气壮的前提,常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贝多芬的英雄观念。对于第五交响曲,则是要体现“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勇者气概。这种英雄观念成为福柯所称的“连续性”,为了体现音乐一气呵成的连续性,贝多芬在总谱上写下的音符需要改变。比如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再现部的副部主题,在总谱上为第303至306小节。在此之前的呈示部中,这一号角动机由圆号吹奏,但到了再现部时,贝多芬将它交给音色并不嘹亮的大管吹奏。于是,指挥家魏因加特纳在他的《论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中写下他深思熟虑的忠告:“副题之前的连接句在呈示部中原本由圆号吹奏,在这里改为由大管吹奏,这样做无非是为了避免配器上的困难。贝多芬不能放心地将这个连接句交给降E调圆号,因为他不希望用圆号的人工音来吹奏这个既无其他乐器陪伴又要激发巨大气势的乐句。他没有给圆号改调的时间,又不愿意为这几小节而多用一对圆号,所以,除了用大管之外,别无解决困难的出路。但是,与呈示部相比,再现部中用大管的结果是令人惋惜的,实际上简直有点喜剧成分。大管在这里的发音显得像是一位丑角出现于天神集会。两只圆号又在第306小节突然闯入,用它们的自然音吹奏sf(突强),这种突然的声音比前面响得出奇,因而加重了这种拙劣效果。”魏因加特纳坚信:“彻底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用圆号代替大管;假如贝多芬当时有我们现在的圆号,他一定也会这么做……唯有采用这个办法才能使这个主题获得它本来的音色和应有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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