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变法”应交民意机构

沩水云飞

　　
　　13日，向全国人大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北大法学院五位学者就不动产征收与搬迁进行研讨，五位学者对这一年来“拆迁变法”的进程并不满意。有学者说：“从中期和长期来说，房屋拆迁无论如何都应当要遵循法律保留的原则。”（11月14日《新京报》）

　　何止这五位学者不满？看看因拆迁导致的流血冲突、上访事件，以及舆论对强拆的声讨，就知道《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多么不得人心。可问题是，不得人心，未必不得官心。此前有媒体报道，因为一些地方官员的阻挠和游说，“拆迁变法”可能胎死腹中。正如学者所说，“一年过了，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近一年时间没个说法的”。

　　国务院修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从“拆迁”到“征收”，一词之变，意义颇大。法律规定为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公民财产。在征收以后，就成为自己的东西，拆迁自己的东西，当然不是强拆。所以，破除强拆，必须先征收。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恰恰绕开了征收环节，对于公民合法的不动产，只要在规划中，就可拆迁；更荒唐的在于，如果拆迁补偿达不成一致，就由拆迁主管部门裁决，涉及拆迁主管部门的由法院裁决，而且在诉讼期间，强拆也不停止。这是流血拆迁不断的制度性根源。

　　在“拆迁变法”一度成为媒体热议话题之时，成都金牛区唐福珍拆迁自焚案被认为是《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寿终正寝前的疯狂；可遗憾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屡屡难产，诸如此类的拆迁自焚、暴力拆迁等已经由黎明前的黑暗，变成了没有黎明的常态。

　　一方面是拆迁流血冲突的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反对拆迁变法的暗流涌动。事实上，反对“拆迁变法”的力量也早不再羞羞答答了。比如，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之后，有官员投书媒体称“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将拆迁导致的人命悲剧归罪于媒体蛊惑；而万载县县委书记对反对拆迁的于建嵘更是直言：“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作为一项行政法规，“拆迁变法”或许能平等地对待赞同的民意和反对的官意，但因为是行政部门主持，在信息的传递和影响上，官意显然要优于民意。毕竟，官意更容易得到“裁判员”——同一战壕战友的认同，而民意则不然，所以，公众推动拆迁变法的作用“很弱”。事实证明，由行政机关主导“拆迁变法”已不合时宜。此时，将“拆迁变法”交由民意代表机构，不仅是法律保留的要求，也是对反常现实的反驳。事实上，也只有民意机构，才能让“拆迁变法”一步到位。（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