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文学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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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工人日报

　     我国自古以来一向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有着“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反映在文学上则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创作观。从屈原的《天问》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到龚自珍的《病梅馆记》，无不充溢着对宇宙奥秘、大千世界的不倦求索，对生命与个性的珍惜尊崇，对自然生机的颂扬称道。

　　作家赵鑫珊曾在文章中写到：“当人类把天然林中的第一株大树砍倒在地，文明便宣告开始了；当最后一株被砍倒在地，文明即宣告结束。”人类在走近文明，而作为文明标志之一的生态文学近年来也颇有收获。愈来愈多的作家取得共识，自觉地把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纳入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但创作的领域不断扩大，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也愈加深化丰富。作家们没有停留在对个人保护环境、关爱生灵的歌颂层面，而是升华到急功近利的文明进程造成环境恶化这种人类生存的悖论的高度来认知、反思。

　　为什么关注生态文学

　　有人说陈应松是“底层写作”，有人说他是“生态文学”，还有的说是“打工文学”。他写的很多作品，从中篇小说《太平狗》《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到长篇小说《到天边收割》，无不深刻而真实地描写苦难的生活以及苦难的人群，但事实上，陈应松并不仅仅是一个写苦难的作家，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神农架山民的生活,而且也在改变着神农架山民的生活。据说，他的系列小说已经引起很多人对神农架的兴趣，吸引人们走进神农架，小说也被神农架的导游引用到了解说词中。 关于这一生态文学系列的创作，陈应松表示：“一个作家保持与大地和人民的联系，他自己才有活力。小说也是一株在大地上生长的植物，它必须有泥土的气息，越深厚越好！”他说，自己不喜欢呆在城里，城市生活会让人枯槁。人是一株行走的植物，以行走、观察、思考为根须汲取大地的营养。

　　郭雪波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文学创作，他的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写的就是人工种草改造沙化草原的故事；此后的《大漠魂》《狼孩》《沙狐》《银狐》等作品，直击生态危机，呼唤人与自然和谐。1985年，郭雪波以沙漠为背景创作的短篇小说《沙狐》发表，一举成名。谈到致力于生态环境文学创作的原因，郭雪波说，他从小生活在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沙地，现在仍然每年回故乡待一段时间。他眼看着故乡从草原变成了沙漠，非常心痛。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开始进行生态文学创作，从此一发不可收。

　　郭雪波认为，文学与政策有关，现在生态环境文学在整个文学中关注度不够，很多人只通过文字而不是亲身体验，很难理解其中的深意。同时，写生态环境文学并不“讨好”，主流文学并不认可。“我写生态环境文学只是为了表达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作家对社会和生态的见解，不存在任何的功利目的，希望能用我的笔去呼吁、引起人们的反思。在我的作品《银狐》中就是为了寻找这种思想，文学并不能挽救生态环境，只希望这种呼吁的声音能传达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