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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4 20: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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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一流大学必须聚集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老师和一群极具创新潜质的学生,让他们的思维在课堂内外不断发生碰撞,从而让学生形成可以受益终身的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张杰说,如果要实施人才培养的改革,“就必须在世界范围内找到足够多的具有创新思维的老师,参与人才培养,我们要给学生的是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教育。”
创办一个新学院,不在于学习美国模式,而在于探索一套适合中国的模式。“我们想在中国的大学里办一个学院,让我们的学生接受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教育,培养中国和未来世界所需的创新型领袖人才,这是我们致远学院创办的初衷,也是后来知名学者鄂维南、蔡申瓯、金石、季向东、钟伟民、杨英姿、约翰·霍普克罗夫特等大批来自世界一流大学的老师加入进来的重要原因。”张杰告诉记者。
创新人才培养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要让学生接受我们自己从来没有受到过的教育,那如何找到足够多的极具创新思维的老师?如何吸引他们加入人才培养的探索?引进人才、建学院、招生,经费从哪里来?地方设在哪里?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张杰说,自2007年开始,他就与交大同事一起遍访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名师,寻觅志同道合的同行。“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的鄂维南教授、在纽约大学执教的蔡申瓯教授、在马里兰大学执教的季向东教授和威斯康星大学执教的金石教授等与我多次在纽约、在马里兰、在交大校园彻夜畅谈,一起探讨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应该采取的模式与路径。”后来,这些教授都参加了致远学院的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改革实验。
而校友沈南鹏、杨振宇等慷慨解囊设置的奖学金则缓解了致远学院的试点经费问题。
当时在纽约大学柯朗研究所工作的蔡申瓯第一个决定加入致远学院。张杰回忆起自己与他彻夜长谈创新人才培养的愿景“让我们的学生接受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教育”时,立刻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此后,蔡申瓯全身心地投入到致远学院的人才培养中,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留给我们很多财富,他对培养学生无私的付出,对科学探索的不懈追求,都已经成为致远学院口口相传的经典。在致远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院还有很多年轻的教师,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籍的,都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有了人,还得有办学场所。交大闵行校区算得上是上海高校最大的校园,但是致远学院设在哪里?最后,在图书馆的支持下,致远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院设在包玉刚图书馆北侧的四楼和五楼,为了与图书馆的人流分开,致远学院只能使用图书馆北侧底层的入口,这个入口非常矮,不得不向地下挖了40厘米,勉强可以算是学院进出的大门。
学院在2009年成立,当年通过全校选拔,同步招收了2008级和2009级的学生。2008级学生来自学校不同的院系,为了解决他们起点不同的问题,鄂维南等人在暑期专门给这批学生“开小灶”补课。
而这一经历也让学院有了“意外的收获”,这些学生是经过一年在不同院系学习后的自主选择,因此,尽管他们在入学时不是理科学生,但毕业后却是表现最出色的一批,以至于成为后面学生中口口相传的“致远一期神话”。
“另一方面的困难还在于我们当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与今天相比相距甚远,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大学很难与国外顶尖大学平等对话,因此要请海外知名的教授来任教非常困难。”张杰回忆起了一个故事。当时他想邀请美国康奈尔大学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教授来交大致远学院任教,但是三次给霍普克罗夫特教授发邮件,三次都只得到“No”的回复。
有一次,他在与霍普克罗夫特教授的电邮沟通中“探听”到霍普克罗夫特要到重庆短暂停留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于是他就在霍普克罗夫特到达的当天连夜赶到重庆, “侦查”到他入住的酒店。第二天清晨,张杰就去敲了霍普克罗夫特房间的门。“一打开门,当我告诉他我就是给他发了三封邮件的那个人时,他那惊讶的表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张杰说,霍普克罗夫特当即就答应每年来上海交大致远学院上课,因为他说“我在你身上看到了70年代美国大学校长们的进取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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