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看待公民的“不信任”

沩水云飞

　昨日两则新闻可以放在一起解读：一是武汉洪山区土库村村民童贻鸿，因遭遇强拆，扔砖驱赶强拆者，被指“造成一人重伤”，当地警方通知其去做笔录。由于不信任当地警方，童贻鸿乘飞机赴京向警方“自首”。二是云南泸西煤矿死者家属，因不满政府出具的报告，围堵在泸西殡仪馆停尸房，要求政府给予说法，并拒绝尸体检验。（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07版）

  将这两起不相干的案子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叫做“不信任”的公民态度。前案中，童贻鸿飞越千里赴京“自首”，明确表达了对当地警方的“不信任”。后一起案件中，死者家属以围堵停尸房，拒绝尸检等令人心酸的“行为艺术”，表达的同样是“不信任”。案情并不复杂的两起事件，遭遇公民“不信任”的软抵抗，显得沉重而耐人寻味。

  一般来说，两起事件的主人公，即便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刁民”，大概也称得上是无理取闹之徒。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换个角度看，公民敢于表达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未尝不是权利意识的觉醒和进步。首先必须明确，不信任警方或公权部门，并不代表不信法律。恰恰相反，对公权机关的不信任，某种意义上正表明公民对法律的高度依赖感。以公安机关为代表的公权部门，只是法律的执行者，并不天然代表真理和正义，也会有犯错或滥用权力的时候，这样的例子现实中并不鲜见。当公民感到这种危险存在的时候，不惮以相对弱势的身份明确表达出“不信任”，是因为他们坚信法律最终会为他们伸张正义。这种对法律的信仰，是非常可贵的公民品质。

  认同公民对公权力表达“不信任”，并非鼓励公民完全无视执法机关的存在，率性甚至任性而为。应该这样说，无论以什么形式表达出的对公权力的“不信任”，都应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是为了寻求平等对话而非恶意对抗。“钉子户”童贻鸿因为感到案件蹊跷，选择进京

  “自首”，既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也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泸西煤矿案死者家属围堵停尸房的做法略有些偏激，但其本意是为了表达“公开调查”的诉求，也没有造成什么不良后果，这样的诉求表达无疑也是正当的。因此，公民的这种理性而克制的“不信任”，理应得到权力部门的理解和尊重。

  人无完人，权力亦然。但是一直以来，不少权力部门似乎都不太能容忍公民的“不信任”，甚至视之为洪水猛兽。这样做的后果是，政府形象越来越糟糕，公民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烈。事实上，和公民“不服从”一样，公民“不信任”对于社会进步和法治进程，从来都是一种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力量。温家宝总理说，“要创造条件让民众批评政府”。公民“不信任”既是对公权力“越位”的有力纠偏，也是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就现实而言，公民表达“不信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民明明“不信任”却不敢于去明确表达。（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