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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工人日报
       据专家的说法,现代意义的小说大约还不到200岁,细论起来,“打工文学”是最年轻的了,就像是个新生的婴儿。最年轻的也最有雄心。“翻开前辈作家的经历,29岁的雨果完成了《巴黎圣母院》,34岁的艾略特完成了《荒原》,30岁的巴尔扎克完成《朱安党人》,对于年过30的我翻到这些前辈作家的创作年表时,常常有一种近乎羞惭之感。”这是“打工文学”作家郑小琼的感慨。
    作为理想,是个作家大概都想写出拥据恒久生命力的东西。不过这样远大的梦想不太容易得逞,退而求其次,能够影响一代人也是伟大的成就。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小说)才会给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深远的影响呢?
    换个角度,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呢?即便是这样的问题,可能的答案也会是多种多样的。
    “《文心雕龙》就讲过,神思、风骨、丽词,等等,只要占一项就是好作品。”专业教授如此教导也算是本分,不过非知识分子要完全吃透学问家的意思恐怕得借助皇历。与批评家不同,普通民众不会从结构、思想之类的作者、批评家角度去解构商品,有趣、生动以及感人等口头宣传是他们对作品好坏的评价,特别是令人感动的故事,对眼泪太多的素雅之人而言,无疑是最好的。其实不管是煽情的杜撰还是真实的场景再现,触动人们情感共鸣的东西总是可以得到专家和普通读者的认同,“特别好特别感人。”我时常听到流泪人士这样断言。一些冷静的专家在辨识作品好坏的时候也会以是否更生动感人来做高下的取舍。有思想家认为人的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非逻辑性的,即是非理性的,如果此观点有道理,那么“感动”作为标准就是成立的。
    一般而言,凡人纪实容易感动人,不仅是那些细碎、凡俗的梦想被撕毁,还有“像野兽一样嚎叫的机器(郑小琼《机器》)”声中孕育梦想的土地……通过“用力把这个世界最深、最暗、裹得最紧的褶皱抖搂出来(李明亮)”,“连接着大地、肉身与灵魂的轨迹(刘定富)”。作为一种社会变迁催生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在主流文坛的视野下,基本上就被归类于“底层叙事”的凡人纪实,以我的视角来看,这种“底层叙事”就是溢满现实生活影像的感人故事,作者的切身经历赋予了她生动、感人的画面(即便没有现实感人)。
    每每接触到“底层叙事”我总会想起那些曾经抽取了很多人眼泪的生活叙事,比如“伤痕文学”,比如《活着》(余华),等等。那些像生活一样的现实存在和今天“打工文学”中的很多投影一样,让人欷歔不已。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去撕开伤痕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多少人思考为什么要活着。
    如果“活着”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今天的家珍还会对春生喊“你要好好活着(《活着》)。”当个体在艰辛的努力之后,洗去手上的油污,机器的噪声就不会像野兽一样嚎叫了(现实存在也不是那样),问题是群体呢?在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活轨迹中,流泪的故事只是瞬间的逗点,我们不能指望另外的人来改变命运,在展示出来的悲悯故事中,如果只是眼睛看见的影像,那么很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不过是多几许泪水而已。如果我们可以超越灯光下的亲眼目睹,展示出地下室里的思考,那么,改变的就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了。
    柳冬妩的《盲流》写到:“在异乡/我们注定是一群睁眼瞎子”,也许就是因为眼睛睁得太大,我们才成了睁眼瞎,谁知道呢,我不是专业人士,本该缄口不言。决定权不妨还是交还给时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