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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即将结束之际,全球科幻迷听到了一个悲伤的消息:美国时间12月23日,著名科幻作家、学者詹姆斯·冈恩去世了,享年97岁。冈恩编选的读本《科幻之路》启蒙了无以计数的读者。早在1997年,该书就被译介成中文,成为许多中国读者了解世界科幻的重要指南。他的另一本著作《交错的世界:世界科幻图史》则系统地述说了科幻文学的由来与演变。该书初版于1975年,直到2020年才推出中译本。尽管时隔45年,仍然令人激动。
刘慈欣与他的《三体》 资料图片 冈恩出生于1923年,比世界上第一份专门性的科幻杂志——雨果·根斯巴克创办的《惊奇故事》还早了3年。他亲历了20世纪美国科幻文化的繁荣昌盛和起伏变迁,对那些重要的作品、杂志、人物都十分熟悉,与不少声名显赫的作家、编辑更是交往深厚,因此能够在讲述历史时如数家珍。另一方面,冈恩从1970年开始在大学讲授科幻课程。《交错的世界》正是以他的讲稿为基础修订完成的,这使得他的叙述在确保学术水准的同时又能做到明白晓畅,与之相比,此前被译介到国内的科幻史类著作多少都带有一点学院派的深奥晦涩。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以中译本的出版为契机,已经九十岁高龄的冈恩,又在原书的基础上重写了第一章、补写了最后一章,并特别提到了《三体》英文版获奖等近期事件,不但让这本经典科幻史著作在结构上更为完整,也让我们能够透过科幻黄金时代亲历者的双眼去审视近四十年来世界科幻的潮流。这样的视角尤为宝贵,毕竟,与冈恩同代的不少科幻大师早已谢世(为本书第一版撰写了序言的阿西莫夫早在1992年就已故去),可以说,近一个世纪的科幻风景,在冈恩这里被整合成连贯而深厚的生命体验。
《交错的世界》 詹姆斯·冈恩著 资料图片 在中文版序言中,冈恩开宗明义地指出:“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其本身正是变化的最好例证。”围绕“变化”这一核心概念,冈恩生动地描述了科幻的历史:尽管古希腊时就已经有了对理想国的描绘、通过虚构旅行抵达奇异世界的故事,但在漫长的时期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态度、战争模式等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直到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整个世界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加速式的变化,一种新的信念确立了——人类不需要依靠超自然力量,而是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索未知,认识宇宙、自然和自我,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改变命运,以获得更好的生存能力。在这种信念下,科技发明日新月异,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不但取得了惊人的物质成就,也重塑了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未来”取代了已然失落的“过去”,成为“黄金时代”的新坐标。这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变化,为科幻小说的诞生提供了基础:
也许界定科幻小说的唯一标准是它的态度:科幻小说包含了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即宇宙是可知的,而人类的使命就是去了解宇宙,发现宇宙和人类从何而来,如何进化到今天的情形,宇宙和人类又将往何处去,是什么法则在制约它们,最终一切的结局将会怎样,又将如何结束。
换言之,不是先有了一批新颖的故事,世人才懂得了“科学幻想”,而是在一种渴望真理、勇于探索、推陈出新、朝向未来的整体氛围中,科幻小说应时而生,这种因果关系被概括为一句话:“科幻小说理应被视为科幻世界的文学。”正因此,冈恩在勾勒不同阶段的科幻发展时,尤其注重说明当时的科学成就及其社会影响。对于广大科幻迷来说,这是理解科幻的关键入口,正是通过展示现代科技带来的神奇变化和未来的无限可能,科幻为读者提供了最主要的乐趣。这种乐趣被刘慈欣喻为“科幻的原力”,它能够将一切幼稚、粗糙的故事催化成魅力无穷的精神食粮。可以说,冈恩的科幻史,正是一部“原力”的消长史。读完这部历史,读者或许无法记住许多有趣的细节,但一定会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那种不断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在哪里出现,科幻的种子就会在哪里生长。
例如,19世纪层出不穷的新发明,让凡尔纳在欧洲登场。这位法国天才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召唤,成功地将科技成就变成小说的主题。他笔下那些令人憧憬的新发明,往往以前人已有的技术构想为基础,能够让读者相信未来确实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尽管当时还没有“科学幻想”这个概念,但凡尔纳回应了欧洲人面对科学奇迹时的狂喜,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成功。到了20世纪,永不满足于现状的科幻精神,在美国这块新殖民地获得了蓬勃的发展。随着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崛起,随着世界各地优秀人才向这里的聚集和大众对通俗读物的需求增长,热衷在科技时代探索未来奇景的出版人顺应时势,通过图书和杂志将有着共同爱好的作者与读者聚集起来,由此促成了科幻的“黄金时代”。冈恩不无骄傲地写道:“科幻小说诞生于法国和英国,却在美国找到了自我。”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发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响应的“新浪潮”运动,开始革新科幻的美学面貌,新一代作家广泛借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叙事技巧,大胆开拓新的题材,包括对人的身体及其他私密领域的探索。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作品为了赢得“主流”文化界的认可而牺牲了故事的可读性。冈恩却指出,老派的科幻迷之所以抵制“新浪潮”科幻,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晦涩艰深的文学技巧,而在于其视角的转变:“新浪潮”作家放弃了此前的科幻文学那种从广袤的时空尺度上审视人类命运、相信理性与科学能够引领我们前进的态度,而将目光重新聚焦于当下的社会和个体的烦恼,并采取了主观主义的、非科学的、“感觉比思考更重要”的视角。不论读者对此抱持何种态度,时代精神确实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冈恩在初版的结尾总结历史、展望未来时不无深情地指出,科幻的动人之处在于“一种既高傲又谦卑的哲学”。
清代吴趼人的科幻小说《新石头记》 资料图片 可以说,冈恩对数百年科幻史的描述与把握,采用了完全纯正的科幻迷立场,对科幻风尚的变化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刘慈欣才称许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唯一一部从科幻的视角写出的科幻文学史”。
在时代的巨变中,中国科幻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类进步的梦想中汲取了“原力”
当然,作为一本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著作,《交错的世界》也有其局限:它所涉及的基本上以英美科幻为主体。这或许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但也给今天的中国读者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书中的一段话令人感慨颇深:
到了1840年代,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人们都已见证了工业革命的考验和胜利,并接受了这样一种社会理念,即科学会带领人类走向崭新的、更加美好的生存状况。
在美国学者笔下,这是闪烁着金色辉光的历史时刻:科技带来的社会变化正在加速,整个世界都为科幻小说的到来做好了准备。但是,1840这个年份却不可能不召唤起中国人的苦涩记忆。对我们来说,“渴望真理”“勇于探索”“推陈出新”“朝向未来”“理性精神的发展”,只是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的一层面向,而在故事的另一层面,探索未知疆域与殖民者的暴力征服紧密相连。也正是殖民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的剧烈“变化”,促成了科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
任何文明要持续发展,必然要不断经历自我肯定、自我保存与自我质疑、自我革新的往复,以实现延续与发展的统一。新旧文明的激烈碰撞也会带来文学艺术的重要变化。当西方文明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变进行肯定与质疑时,科幻的“原力”也激荡成两个方向:对于“进步力”的赞扬(如凡尔纳)和对于“毁灭力”的忧惧(如《弗兰肯斯坦》),两者的交织贯穿了科幻的历史。
同理,中国科幻诞生于本土文明遭遇空前危机的时刻。19世纪,曾经的天朝上国颠倒角色,沦为落后国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西洋文明”中的“进步力”在落后国度面前变成了“毁灭力”,这势不可挡的历史动能向落伍者们抛出了自我保存与自我变革的平衡难题。一方面,否定传统和激进变革的意志由此而来。在这场变革中,以现代科学为基础改造国民的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成为重要的文化工作,同时“小说”的功用被拔高,于是“小说界革命”中自然出现了科幻小说的身影。在1902年的《新小说》创刊号上,主编梁启超翻译了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世界末日记》,讲述了几百万年后人类文明逐渐凋零的故事。结合梁氏当时的宗教思想,可知他翻译这篇科幻小说的目的是要展示天文学尺度上的末日图景,让国人能够改变好生恶死的心态,放下对红尘的贪恋,变得勇猛、刚毅,投身到舍生取义的大无畏事业之中,为拯救苍生而献身,肉身虽会陨灭,地球虽会灭亡,但灵魂和爱会在星空中永生。这种看法,呼应了以身殉道的好友谭嗣同,在后者看来,人与人、人与万物的隔膜造成了世间的不幸,通过“以太”这个物理学家假定的无所不在、遍布宇宙的介质,个人的至诚就能够感动他人,冲破彼此的隔膜。英勇就义之时,他一定在期许自己的死亡可以激起更多人的热血。他甚至还曾设想,既然人类进化不止,总有一天会摆脱肉体的束缚,变成纯精神性的存在,在宇宙中遨游。换言之,正是现代科学促成的三观革命,赋予仁人志士舍生取义的勇气。
另一方面,这种英雄气概又和一种国际主义精神融合在一起:先觉者们不仅要挽救自己的民族,更要为人类的和平共存谋划出路。24岁的梁启超曾这样表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这意味着,不但要以西方文明为鉴革新自我,也以自我的困境为切入点去思考西方文明的弊端,在东西互鉴中为人类文明寻求新的价值与方向。正因此,中国科幻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科幻的影响与启发,同时也在模仿与改写的尝试中探索自己的道路。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被梁启超改造成了闻名后世的“睡狮”,饱含“毁灭力”的文学形象竟演变为富于“进步力”的民族寓言,实属阴差阳错(学界早有考证)。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则让贾宝玉重生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尽社会黑暗之后进入科技发达、道德至善的“文明境地”,其中乘坐飞车、驾驶潜艇的部分明显模仿、戏谑了凡尔纳的故事,全景式的乌托邦描写也有着爱德华·贝拉米《百年一觉》的影子,但作者的意图绝不在于拙劣的模仿,而是要通过科幻小说这一新的文学方法,探讨一个“真文明”世界应有的技术与道德水准,以此映衬和揭露列强在“文明”的假面背后恃强凌弱的本质。对此,曾翻译过凡尔纳的青年鲁迅也深有感触,后来的他虽然不再热衷科幻小说,但在《破恶声论》中对“黄祸论”的看法,也与同时代中国科幻小说里不时出现的黄种人大败白种人的复仇幻想构成了对比: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强大起来,不应重走列强的老路,而应去扶助弱小,使他们摆脱奴役、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