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红薯

qiufeng0299

我的童年是靠吃红薯度过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薯是我们豫西地区的主粮，一日三餐都离不开。早晨起来，揣一疙瘩熟红薯，边走边啃。一路欢笑地走向村里小学，又走出山村，闯入外面的世界。

十月天，妖婆脸。气候变化无常，时令不等人，抢收抢种，异常繁忙。
 队长家的崖脑头，有一颗老柿树，离地面较近的树枝上面挂了一口破钟，其实是一个破旧的铁制的牛车轮。这便是村里唯一的通讯工具。
 冬小麦播种之后，乡亲们还未来得及休整，天一亮，队长便急急地使劲地敲着钟，声嘶力竭地吆喝：今天在长虫地（地块名，因地块窄长弯曲，形状像蛇而得名）出红薯了……浑厚的钟声方圆两三里都能听到。不久，从家家户户走出懒洋洋的男人，女人，三五成群地扛着工具，吆五喝六地走着。在队长的安排下，年轻的姑娘们把红薯秧割掉，男劳力们挥起镢头刨，媳妇们蹲在地上把红薯上的泥土掰掉，整理得干干净净，拢得一堆一堆的。

 最令人难忘的是分红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队长领着几个青壮年劳力一筐一筐地过秤，一筐一筐地记，一户一堆，编上号。但没分完之前，谁也不知道哪一堆是自己家的。等把所有的红薯分完了，队长才一家一家地喊着抓阄，对号认领。山村的夜来得很快，这时太阳已落山，大地被一张巨大的黑幕罩住，天的尽头是一带山的轮廓，只能看出一条黑色的曲线。
夜幕降临不代表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更加繁忙的开始。各家各户开始往家里运，昏暗的灯光像萤火虫似的在沟沟岔岔闪动，人们的相互招呼声，叫骂声，小孩子的哭叫声，两口子的争吵声，此起彼伏，给黑漆漆的夜平添了几分生气。那时候，父亲在外地工作，爷爷年迈，几百斤红薯全靠母亲一担一担往家挑。我还小，唯一能为家里干的活，就是掌一盏破马灯，照着瘦弱的母亲在崎岖的小路上三步两歪地走着。母亲实在是走不动了，就放下担子歇歇。我试着挑挑，母亲赶紧阻止说，你还小，正长个子，压着你会长不高了……就这样来回好几趟，最后一趟母亲要歇好几次才能到家。整个秋收要持续两个星期。然后母亲把红薯千挑万选，把大小一致、光滑齐整、没有伤疤的，小心翼翼地堆在一边，准备冬储；剩下的用红薯刀切成片，均匀地撒在空旷的地里晾晒，等完全干了之后收回，簸去树叶、泥土等杂质，娇隆隆地放在几块木板支起的案子上。大西风响起时，运到磨坊，经“一风吹”后，变成红薯面，装在预先准备好的大缸里——这就是一冬及来年全家的主粮，母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真正松一口气。

那年代，乡村的生活是单调的，朴实的乡亲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快乐着。偶尔演一场电影，乡亲们顾不得劳顿，天擦黑，就早早来到演出地点，随手捎一块石头，简单吹吹尘土，抢占绝佳观看位子，眼睛盯着银幕。期待的眼神中带着焦急。现在，这样的情景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每每想起，总起能勾起一串串满满的回忆；每每提起，因为身临其境、其事、其时，总是手足舞蹈，绘声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