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县级权力改革不能光靠县委书记“自我革命”

张硕御月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被称为是一场县委核心权力的“自我革命”。而据记者了解，睢宁多项酝酿许久的政策迟迟未敢推出，其中包括一项公开提拔干部，要求网上公布财产的监督制度（12月6日《京华时报》）。
　　中国素有“郡县治，天下安”的说法，当今，县委书记堪称“中国权力最大的官”，几乎是除了外交、军事和国防，其他权力都具备。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几年一些县委书记因贪腐落马，舆论惊呼县委书记成了腐败的“高危人群”。所以，中纪委、中组部高调施行县权改革，就是要从制度上克服县委书记的 “土皇帝”心态，让县委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遏制县委书记腐败高发的势头。 
　　但是，推行县权改革试点，依靠“自我革命”是靠不住的。“自我革命”前提是依赖道德的自觉、政治自觉，但这些弹性十足的“自我革命”，其结局或是失败、不彻底，无法满足中央与公众的期望，或是即便成功，也无法复制。
　　事实也的确如此，公开提拔干部、网上公布官员财产等原本属于县权改革的政策，却因为阻力重重一直未敢推出。县委为何不敢公开提拔干部？为何不敢公布官员财产？根在“自我革命”——假如没有“给力”的外界监督，假如没有权力的相互制衡，到底有多少县委书记愿意自我给权力上“枷锁”、自我“束缚”？对此，即便睢宁县委书记王天琦也坦诚：“如果‘一把手’不想动、不愿动，或者不真动，那在现有政治管理体制下，县委权力的公开透明，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公开透明，就很难推行。”
　　“现有管理体制”是啥体制？我认为，一是监督体制“悬空”，即县权处在监督真空里——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其他监督形同虚设。二是权力缺乏制约，权限界定难以厘清，权力运行难以透明。试问，监督失缺的“自我革命”，拿什么来制约权力，实现权力透明？
　　县权改革一旦离开“给力”的外部监督以及权力制衡，这种“自我革命”就靠不住。所以，推行县权改革必须辅助于完善的配套制度，尤其是要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的各种弊端。县权改革倘若依靠县委书记的自觉意识，难免人去政息，也注定无法走远。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