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30周年祭 八

亮剑一往无前

　    世界舆论也普遍地把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视为对越南军队进入柬埔寨的牵制和教训，不少国家提出了双撤军的方案，对此中国显然乐观其成。反对越南在印度支那扩张势力范围，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符合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不在于中国带头谴责越南“侵略”，而在于那个得到中国、泰国还有美国声援，尤其是构成中国出兵越南一条重要理由的“被侵略”的柬埔寨。
　 以吴哥窟古迹著名的柬埔寨，一个比越南更小的佛教国家，与新中国的瓜葛一点不比越南浅。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人民日报几十年间报道最多的外国领导人，享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极高知名度。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里，风度翩翩、笑容谦和的西哈努克，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资产阶级的一派高贵雅致，就像今天的演艺明星一样备受追捧。 1970年3月，柬埔寨首相朗诺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政变，宣布废黜西哈努克国王。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西哈努克闻讯，在飞来北京的航班上失声痛哭。没想到，飞机降落后，周恩来总理动员四十几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到机场隆重迎候，周总理握住亲王的手诚恳地说： 　 “您仍然是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永远承认您！”
　 那一刻，西哈努克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西哈努克流亡的大部门时间在中国度过。中国人为他的“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供了元首府、首相府和政府大楼等物质援助和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拨出北京市中心的东交民巷15号，让西哈努克安家落户，深宅大院里设有办公室、会客厅、餐厅、游泳馆、羽毛球场和多功能厅，配有警卫、秘书班子、高级厨师、花匠和车队。1972年2月至4月，在中国的悉心安排下，西哈努克从北京出发，穿越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访问了柬埔寨解放区，在那里主持了流亡政府会议。西哈努克亲自谱写的歌曲唱道： 　 “呵，可爱的中国， 　 我的第二故乡。 　 我在厄运中遇到了莫大的幸运， 　 我在这里找到了知己。”
　 1975年，西哈努克回国前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辞行。见到病重憔悴的周恩来，西哈努克夫妇意识到这可能是与周恩来的最后一面了。回到寓所，莫尼克公主等不及中国陪同人员离开，已是泪流满颊。
　在越军进入柬埔寨后，西哈努克再度流亡国外，还是选择了中国。1979年1月，在邓小平主持的欢迎宴会上，亲王动情地表示： 　 “中国是与我同甘共苦的伟大朋友。如果我必须接受某国政府的供养，这个政府最好是中国。” 　 中国与这位多才多艺又命运多舛的柬埔寨国王的交往，不离不弃，善始善终，如果中柬关系仅限于此，无疑是国际交往史上一篇光明澄澈的千古绝唱。然而，让中国人尴尬的是，我们还同时“供养”了另一个柬埔寨人，他就是被国际社会称为二次大战以来最恐怖的统治者波尔布特。
　 在柬埔寨和中国，波尔布特的知名度都不高。作为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波尔布特在国内把自己搞得神神秘秘。1975年4月柬埔寨共产党占领首都金边成立“民主柬埔寨”（西方称为“红色高棉”）后，大多数柬埔寨人根本不了解谁是国家的领导人，只知道现在掌权的是“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在中国，波尔布特的亮相是在1977年9月，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浓墨重彩接待的第一场国宾。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报道波尔布特抵达北京访问的消息。对毛泽东萧规曹随的华国锋，为波尔布特安排了只有金日成和前苏联领导人享用过的奢华入城式： 　 “十多万群众怀着战友相逢的喜悦心情，聚集在机场、天安门广场和迎宾馆前，载歌载舞，向英雄的柬埔寨人民的友好使者表示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情。”
　 在机场，男女民兵持枪列队向波尔布特致敬，其他人挥动花束、彩带，有节奏地高呼。贵宾车队驶近天安门广场时，波尔布特由华国锋陪同，换乘敞篷汽车，接受人们的夹道欢迎。女青年跑上前来向波尔布特献花，青少年跳起了富有中柬两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一簇簇彩色气球腾空而起。人民日报写道： 　“车队驶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呼声。波尔布特同志在敞篷汽车上亲切地向群众招手致意。”
　 在人民日报的大幅照片上，曾在巴黎留学的波尔布特面容慈祥，温和有礼。广场上的欢迎人群和人民日报的全国读者都不知道，他们盛情欢迎的波尔布特和他的政权在国际上其实相当孤立。不过，经过多年政治运动历练的中国人，对柬埔寨战友在革命成功后可能采取的政策也不会陌生，只是没有想到波尔布特青出于蓝，能做到连M和斯大林也自愧不如。10月2日，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波尔布特公开解释了一条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治国之道： 　 “我们成功地保卫了革命果实，保卫了人民的革命政权，保卫了民主柬埔寨。我们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居民从城市撤到农村。”
　 波尔布特解释说，清空城市，是在1975年攻克金边之前就决定了的；而在更早些时候，1973年柬埔寨共产党就开始建立“合作社”，把国民分散到各个合作社里兴修农田水利。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的当天，即以躲避美军轰炸为名组织大迁移，将大约200万人赶出城市。波尔布特认为这些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是“新人”，需要转移到革命根据地农村中接受“旧人”的改造。几天之内，有“东方巴黎”美誉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倒毙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幸存者到达农村合作社，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用竹子搭成的吊脚楼无法遮风避雨，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医药不足。一切都是原始的体力劳动，不准发明和使用技术工具，辛辛苦苦打下的粮食全部交公。
　 据一些后来与波尔布特决裂的柬共干部回忆，在占领金边后不久，召开过一个柬共高级干部会议，第一次向全体干部公布了共产党掌权后的基本国策： 　 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废除市场和私人财产；关闭佛教寺院，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派军队去越柬边界准备作战。有的出席者回忆说，当时的决策还包括废除学校和医院。 　                让柬埔寨共产党人自豪的是：“我们的制度比中国人的优越”，因为中国人还在用钱，私人可以养点家禽，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是各个家庭分灶吃饭。如果垂垂老矣的毛泽东在北京得知他一心要限制的这些“资产阶级法权”在柬埔寨荡然无存，想必会一声叹息：后生可畏啊！柬埔寨全国没有钞票和商店、庙宇、学校，没有电话与邮政，连夫妻也不能一起生活，每周必须由组织做出安排才被允许同居。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佛教徒被迫还俗，回教徒被强迫吃猪肉。人类文明在柬埔寨一夜之间退回到蛮荒时代。 波尔布特喜欢用“细菌”来形容那些不同于柬共，乃至在党内不同于他本人思想的人们，对这些细菌必须随时进行“甄别”和消灭。从犯罪心理学上分析，这种把人看作细菌的心态绝对符合国际法庭的“反人类罪”。一场大清洗呼啸而来。清洗对象包括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亲越分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对新政策有所不满的人；地主富农，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会说外语也是死罪。越是劳苦功高的革命同志，越有可能受到猜忌，东部大区就以亲越嫌疑一次处决了近十万干部和将士。在大清洗中，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后来挖掘出来的许多头盖骨上，都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这个总人口只有七八百万的国家，在波尔布特执政3年多时间里，可能多达两三百万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其中约100万人是被残忍的杀害！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 据旅美学者程映虹研究： 　 “红色高棉的大屠杀不是为了解决种族、部落或者宗教冲突，而是为了彻底重构社会。这种彻底重构又是在它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之后，企图在革命胜利之初就一举解决所有现实的和被其他国家的历史证明将来会产生的问题，建立一个比苏联、中国和越南都更为纯粹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拒绝尝试任何和平改造或者说服教育的方法，取消任何过渡时期，选择了一条最简单直接的道路：从一开始就用暴力大规模地、有组织地消灭一部分人口，以此来达成社会改造。” 　 波尔布特用恐怖手段，在柬埔寨抹掉了革命之前存在的四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除了肉体被消灭者以外，全民都变成一个阶级——“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劳动者”，“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