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30周年祭 九

亮剑一往无前

           　 波尔布特头脑中这些可怕的想法从何而来？早在1965年11月，波尔布特就曾来中国访问，一直逗留到1966年2月，亲身感受了“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的肃杀气氛。陈伯达、张春桥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文革”期间，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未做公开报道的接见中，告诫波尔布特： 　 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波尔布特收下礼物后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正如波尔布特1977年在北京的欢迎宴会上承认： 　 “在我国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创造性的成功地运用了毛泽东思想。”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产儿，特别是那个“文革”中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后又被中共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否定的毛泽东晚年思想。而柬共垮台后的柬埔寨总理洪森在访问平壤后得出补充结论：波尔布特思想中超过毛主义的东西源于北朝鲜。
　 在1979年前后的人民日报上，柬埔寨的报道不算少，但丝毫看不到上百万人辗转沟壑的悲惨和身首异处的恐怖，字里行间全都是一片“合作社”大干社会主义的热火朝天景象。人民日报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随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柬访问记者走马观花的见闻，另一个是“民主柬埔寨电台”。这个电台存在的时间比红色高棉政权的寿命更长，很可能一直在中国境内播出。1977年访柬的一个中国新闻代表团发现： “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在广阔无垠的稻海中挥镰收割，在水利建设工地上挖渠修坝，不时传出雄壮浑厚的歌声和爽朗悦耳的笑声。柬埔寨的农村充满了蓬蓬勃勃的生机！我们站在坡市高处眺望，只见社员们一行行、一列列地在田里劳动，水稻长势喜人，水渠四通八达，新屋齐整，大地锦绣。” 　 是什么遮住了这批资历不浅的中国记者双眼？是采访不深入，还是传统社会主义教义压倒了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
　 在波尔布特消灭城市、合作社运动和政治大清洗中，约二十万华侨在迁徙途中和合作社里悲惨地死去，或者被柬共杀害。其残忍的程度，远远超过越南迫害华侨！可是华侨的父母之邦有选择地保持了沉默，人民日报至今未作任何报道！中国政府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之前，曾经派船前往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回国；但对于柬埔寨华侨更加凄惨的命运，是知之不多，还是视而不见？中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孙浩，在金边失守后倒是追随波尔布特到丛林，差点丧命，以此显示对中柬两党国际义务的忠诚，但对于华裔骨肉被虐杀，是否存在严重失察和不作为？据说当时连孙大使也不能随便离开金边，也许不能苛责大使的个人责任。在波尔布特执政期间，中国可能是唯一向金边派驻大使的国家，我们为这个政权背书，却无法保护自己的血脉！可恼复可悲！ 其实，中国政府领导人并不是对柬埔寨的倒行逆施浑然不觉。197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访问柬埔寨，一边高呼“杰优！杰优！”（柬埔寨语 “万岁！万岁！”），一边以周恩来遗孀的身份，执意要求在金边国宾馆的楼上亲眼看到西哈努克从楼下经过，以证实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活着！西哈努克一家1975年应柬共邀请回国后即遭软禁，没能获准来北京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为毛泽东逝世发出一封唁电。西哈努克的孩子也被下放劳动，有5人死亡或失踪。
　 红色高棉的一些军官和共产党干部，像洪森和韩桑林，在痛苦的抉择中，倒戈投奔越南，效仿中国春秋时期的“申包胥哭秦廷”，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1978年12月25日圣诞节，越南十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势如破竹，只用两周时间就打下金边。人心丧尽的红色高棉兵败如山倒，一路狂奔逃往柬泰边境丛林。随越军杀回金边的洪森，波尔布特之后最有实力的柬埔寨政治家，至今提起这段历史还有一种“耻辱的隐痛”。但每当有人提起越军侵略柬埔寨时，洪森总要激动地把“侵略”一词纠正为“解放”。他坚持认为： 　 越南是有恩于柬埔寨的！因为当时国际社会并不是不知晓红色高棉的血腥屠杀，可就是没人出面干涉，连联合国也视而不见。
　 另一位倒戈投越的韩桑林，1979年在金边被越南人扶持出任柬埔寨“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越战争期间曾经备尝人民日报的辱骂，目前是柬埔寨国民议会议长。前几年韩桑林曾访问中国，友好会见了当时的副总理钱其琛。
　 这个被洪森誉为“解放”的军事行动，不管越南领导人是否趁机存了一份称霸扩张的野心，那些普通的越南将士帮助邻国驱逐桀纣，吊民伐罪，奋战牺牲，是不是另一种国际纵队（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中国抗日战争）式的国际主义情怀？
　 斗转星移，今天柬埔寨合法政府已经推翻了当年越南“侵略”的定性。对于中国人来说，当年的中越战争如果存在援柬抗越、“围魏救赵”的考虑，那是一个巨大的尴尬。我们还是称之为对越“自卫还击战”吧，毕竟中国人照顾好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管1979年的人民日报开战社论怎么写，1979年的中国士兵兄弟普遍还没有这么恢弘的国际观，他们就像19岁的傣族小伙子岩龙一样，对自己的祖国被欺负怀揣一份朴素的愤怒，对军人的职责认定一个朴素的道德： 　“欺负人，真坏，狠狠地揍它！”
　　“只要祖国需要，我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美国人为了国际自由主义阵营的战略利益，在南越扶植扶持过一个专制贪腐又颟顸无能的吴庭艳政权。但在南越佛教得道高僧当街自焚抗议后，有所警觉，随即指使代理人干掉了吴庭艳。但这个比吴庭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波尔布特，我们用“文化大革命”的狼奶哺育出来的混世魔王，让中国人背负了太久的精神十字架！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成元生曼谷电，称据泰国电视台报道，波尔布特已于4月15日深夜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关于波尔布特的身份，人民日报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没有提及他在当政期间导致百万级柬埔寨人的非正常死亡。
　 波尔布特的死，让中国人长出了口气。早在此前十年，1988年还是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美国《华盛顿邮报》关于“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到中国来避难”的报道是“极不严肃的，毫无根据的”。李肇星这番话，表明中国是多么急于撇清与波尔布特的干系，尽管11年前北京街头曾经排出十万人的阵仗欢迎过他。波尔布特除了老死丛林，已经无处栖身。
　1999年1月19日成元生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述评《乔森潘农谢投诚之后》，称随着波尔布特最后几名残存同事的投诚，红色高棉“已走向其历史的终点”。对于国际社会要求公开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这篇述评引用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的话说：不反对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希望公正地对待历史。
　 这也是中国人急于摆脱一段历史尴尬的内心写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红色高棉与波尔布特的问题是柬埔寨内政，中国反对将柬共领袖交由国际法庭审判。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女士感慨：“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红色高棉残余领导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是：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中国、泰国和美国，也包括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政权有牵连。泰国为躲藏在边境的红色高棉提供了长达十几年的庇护；连近年来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美国，在七八十年代的冷战中也仅仅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在联合国支持红色高棉保留席位；可怜的西哈努克亲王不得不与枪杆在握的红色高棉作出诸多妥协；但牵连最深的，无疑是中国！
　1979年时，铁托当政的南斯拉夫《新闻晚报》曾经评论说： 　 “民主柬埔寨的政权和国内制度可能不会受某些人的欢迎，但是，有权改变这一制度的只能是高棉人民。人们很清楚地懂得何谓人民起义，而绑在外国坦克和刺刀上的‘起义’，在当代政治术语中仍旧称之为侵略”。
　 如今，铁托时期的那个南斯拉夫已经解体。继越南在柬埔寨的军事行动之后，又发生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的种族清洗，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苏丹达富尔的种族杀戮；缅甸导致约十万人死亡的风灾，与缅甸军政府救灾的低效和冷漠。世人对所谓“侵略”和“起义”，对所谓人权和主权，有了更多的思考，也有了更多的困惑。
　 当初以偏狭的冷战心态卷入柬埔寨事务，为波尔布特背书的各相关国家，是不是到了从容反思的时候？包括那个一贯自视正确的美国！ 　                    1949年以来，我们在边境与朝鲜、印度和越南打过3场战争，有得也有失，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坦然地主张在冷战时代捍卫民族利益的历史必然性，虽然中韩建交时和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在两国内部都存在要求中国承担战争道义责任的呼声。但是，偏偏在我们未曾派过一兵一卒的柬埔寨，由于我们“供养”的那个政权，致使1/7到1/8的人口，包括大批华侨，死于非命，中国人民的心头压着沉甸甸的道义谴责和良知悔恨。虽然这个善良而弱小的国家至今没有、大概永远也不会要求我们作出什么表示，但想起1979，我们就无法镇静地面对那些死去的和活着的柬埔寨人的目光。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