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还击战30周年祭 十一

亮剑一往无前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青春冲撞在历史拐点 　 在南疆战士感时忧国的同时，另一个青年群体在思想越野的征途上走得更远，他们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的大学生。
　 国家恢复高考后，成功闯过高考“独木桥”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稀缺资源。1977年570万人报考，仅录取27万人，录取率4.7%；1978年录取人数提高到40万，但录取率也只有6.8%。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难以想像今天的福气：2008年高考录取人数多达600万，录取率高达57%！那个时候的大学生也没有今天的窘境：2008年有180万应届毕业生找不到工作，2009年还有610万毕业生拥挤在人才市场等待就业。那个时代的大学生真像“天之骄子”，备受全社会宠爱。不满18岁考上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山西大同男生郭建崴回忆说， 　 “那个时候的北大学生，非常有理想、有朝气，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什么也不用发愁。不愁学费、不攀比吃穿、不愁工作，国家包分配，北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工作相对来说都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气氛很活跃，年轻人的思维也很灵活。”
　 从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大学生晚上没有网络游戏和K歌的诱惑，也没有校外租房现象。校园晚间熄灯后有“卧谈会”，从“丑陋的中国人”到“酱缸文化”，放言文化批判海阔天空。即使毕业后进入中央部委和地方党政机关工作，意气相投的大学生们到了周末，还喜欢几个人煮一锅大白菜，喝上十来瓶啤酒，纵论体制改革畅快淋漓，不知东方之既白。
　 郭建崴念大三时，参加1984年国庆游行前夜，他所在的北大28号楼203室学生宿舍，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一商议，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下“小平您好”4个大字，用订书机把白纸订在床单上，用卸掉墩布头的拖把作旗杆，制成了1949年以来国庆大典中最简易的横幅。第二天北大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同学们在奔跑中突然亮出横幅。虽然全过程只有短短的一分钟，但观礼台上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王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镜头。当天晚上，夜班编辑曹焕荣从国庆现场照片筐中挑出了这张照片，经值班主编保育钧拍板，刊登在10月2日人民日报第2版国庆摄影专版。 “小平您好”是一群大学生以初生牛犊的勇气，平视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革”后年代，他们内心深处有足够的底气，审视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力，冷嘲热讽不合时宜的政治教条，击节称赏顺应历史潮流的政治家。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是邓小平体制内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但在精神上又不受当前历史条件下某些具体施政措施的束缚。80年代的社会和政府，对大学生海阔天空的思想探索，也给予了非常宽容，有时甚至是纵容的政治环境，比如1980年的校园“竞选”热。当时中央开展基层民主改革实验，允许各高校学生自由竞选所在城市区级人大代表。刚刚受到一点粗浅民主启蒙的大学生，抓住题材，小题大做，办成了一场激情四溅的民主实验。据钱理群教授回忆，候选人各自在“三角地”前，发表竞选宣言、改革纲要，拥有竞选班子，还召开选民答辩会，做民意调查。候选人讨论的议题，远非区人大代表所涉工作，从如何评价 “文革”、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到探讨中国改革路径和人性解放。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外，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理念，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北大校园，引起官方意识形态部门的不安。而在失去大学深造机会的部队指战员们看来，大学生不好好念书，嚷嚷什么“民主”，更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