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鹏程(PaulR. Goldin)教授的《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After Confucius: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时,我就有这种感觉。尽管这本书中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他学术生涯早期的作品,但我相信大多数中国学者都能从中受到启发,发现一些自己之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该书“绪论”主要讨论(作为汉学家)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方法。金教授首先将研究中国古代典籍与阅读人类学民族志相类比,指出古代“典籍”所记录的也仅仅是历史(包括思想史)中的部分信息,而且在撰写过程中经过了作者的主观选择、加工和表达,在成书过程中又有所演变,无法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真面目。对于哲学著作,就更不能单纯地当作“史料”来看待。因此,针对中国哲学的“深度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中国文献特有的表达、记录方式,尤为西方读者所难以理解:要想读懂中国哲学,需要对中国语言、文字、习俗(如取名习惯)等有深入的了解。
金教授在“英文版致谢”及“中文版序言”中两次提到夏含夷(Prof. EdwardL. Shaughnessy)先生的《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Before Confucius: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并感谢夏先生当年对他的启发和提携。他以“孔子之后”命名本书,即为向夏先生致敬。《孔子之前》英文版初版于1997年(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中国哲学文化丛书”),2013年出版中文繁体版(黄圣松等译,台湾万卷楼),2019年出版中文简体版(中西书局)。主体也由八篇文章构成,探讨《周易》《尚书》《诗经》《逸周书》《竹书纪年》等中国早期典籍的成书、流传、改写,及最终如何形成今天的面貌等问题。夏先生著述丰厚,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盛名,多种著作有中文版出版。今天,在诸多朋友的帮助下,我翻译的金教授《孔子之后》也得以出版,与《孔子之前》遥相辉映,也算是我向这两位学者致敬的一种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