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何以成为犯罪主体

张硕御月

记者近日采访市中法院刑庭庭长王利民了解到，过去两年，市中法院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665件，998人，其中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383件，652人，分别占57.6%和65.3%。也就是说，超五成刑事案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为，超六成刑事犯是新生代农民工。朝气蓬勃的80后，是正式走上历史舞台的新一代，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程度也普遍高于他们的父辈，何以走上犯罪道路？
王利民对652名新生代农民工刑事犯逐一进行了分析。他告诉记者，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涉案人员大多无固定收入来源和固定住所，经济状况相对恶劣，在652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中，犯罪时处于无业、待业或临时打工状态的有478人，占73.3%。如被告人任重恩在抢劫犯罪前，两个月内三次变动临时工作单位，犯罪前已身无分文且无处居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侵财性犯罪占绝对比例，包括盗窃、抢劫、抢夺、诈骗、敲诈勒索等类型犯罪，占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的88.9%，其中盗窃案件最为常见，占全部犯罪案件的66.7%。王利民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边缘化是他们犯罪的主要原因。具体呈现为四大心理。
一是难以改变的城市偏见与歧视所带来的心理失衡。相对于他们的父辈，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挣钱，而更多的是为了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他们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融入城市生活并获取相应地位，但他们在为今天的城市现代化做出巨大贡献、付出艰辛劳动之后，依然难以获取市民身份及享有住房、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相应的福利保障，这使得他们对社会及政策产生不满情绪，归属感迷茫，心理失衡而走上犯罪道路。
第二，机会不均等与贫富差距加大所导致的仇富心态。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和对自己的期望值很高，他们希望城市能给他们带来机遇和财富，更愿意选择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职业去做，也敢于主动追求劳动平等，收入平等，生存平等的权利，但社会却不能给他们提供和城市人相等的机会，他们中大多数人只能去做那些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待遇不高的工作，租住在脏乱差的城乡结合部。面对那些一掷千金、独居豪宅的城市富贵，他们嫉妒的心态会在不自觉中形成，从而产生仇富情绪走向社会的对立面。
第三，竞争能力差与好逸恶劳共同作用产生非正当致富心理。新生代农民工接受教育的程度虽然高于父辈，但文化水平仍然较低，他们中大多数人进城务工前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培训，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服务业的基本规范，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竞争能力较差，而他们大多从小就脱离农业生产活动，不像父辈农民工那样愿意承担城市里的低端重体力劳动，加之有些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过高，因而产生不正当的致富心态而成为危害社会安定的犯罪主体。如被告人王小玲在失主于瑾家中从事家政服务期间，爱慕虚荣，盗窃失主金项链、金手链、钻石戒指、耳钉等物品，价值15000余元。
第四，正当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所造成的心理变态。新生代农民工正值青壮年，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孤身进入城市务工，长期从事的是繁重的劳动甚至是危险的工作，而很少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关怀，无法满足正当的性的需求，往往通过赌博、看黄色录像、毁坏财物等来排解心中的不快和寂寞，造成心理不健康，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犯罪道路。

王利民庭长认为，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个复杂的社会工程。他建议，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投入，帮助他们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改善农民工生活居住条件；把农民工随迁子女纳入当地义务教育体系，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逐步解决农民工在户籍管理、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方面的问题，消除城市歧视和偏见，让农民工有尊严地在城市生活。第二，加强技能培训和法制教育，促进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第三，增加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加大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关注，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同时，要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场所的监督和管理。 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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