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为“公共利益”引入讨论机制

沩水云飞

　　 时隔近一年，经过修改后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12月15日再次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时间截至12月30日。

    再次征求意见的新拆迁条例中，“公共利益”仍是亮点，也衍生了一个核心问题：公共利益如何界定？事实上，当初五位法学教授上书国务院法制办时，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法制办举办的座谈会上，几位法学教授一致认为，公共利益应当在法规条文中逐一列举。这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就列举了六种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

    但在意见稿中，属于“公共利益”的情形还保留了一项，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了“其他”这个字眼，其实是开辟了一个弹性空间。我们大概都有印象，《刑法》中的一些“其他”条款，往往为“口袋罪”（指对某一行为是否触犯某一法条不明确，但与某一法条相似，而直接适用该法条定罪的情况，这种情况多次出现，就将此罪戏称为口袋罪。)提供了方便。同样，新拆迁条例中属于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难免会方便一些地方政府就“公共利益”制造新的拆迁理由。

    对此，笔者以为，公共讨论相较立法列举，理论上更有优势。公共利益并非个人利益对立面，一方面，它由无数的个人利益组合而成，另一方面，它包含了个人利益的让渡、妥协。总之，没有对话、协商，是无法形成公共利益的。这就需要人们坐下来，参与公共讨论，达成共识，形成妥协。

    立法列举无法穷尽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而且法规所罗列的各项情形，在现实的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还有一个对法规的解释过程，而这个解释不可能全部交付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环节。此外，即使是对立法列举的情形进行确认，也是需要进行公共讨论的。

    当然，鉴于目前各地听证会制度的发育现状，公共讨论机制的引入仍是个难题，但是，这不代表该机制没有必要引入。如能对立法列举的情形、法规所保留的“其他”情形以及各种模糊情形进行公共讨论，公共利益方才能变得更清晰，最关键的是，它能获得被征收人的认可，能够说服其达成协议。（肖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