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罪”可否寻求到“1.5版”

沩水云飞

  这两天，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最后一次季度例会上，一批法律、法规修正案正在接受审议。其中，醉驾一律入罪最为舆论所关注。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醉酒驾驶机动车，无论情节是否恶劣，是否造成后果，拟一刀切地依照危险驾驶定罪，处以拘役和罚金。草案同时规定，因醉驾、飙车等行为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拟按处罚较重原则量刑。

  就此，少数全国人大常委在审议发言时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此法条一旦被确认有矫枉过正之嫌。在会外，媒体尤其是网络，对醉驾一律入罪的合理性更是众说纷纭，由于报道者的选择性，至少反映在纸媒上，持不同意见者的声音占据着舆论的上风，而笔者对醉驾一律入罪持赞同态度。

  讲法理，设定刑法的具体法条通常要达致两大功能，一是打击犯罪，二是阻吓犯罪。一般情形下，刑法法条皆具两大功能，但具体的法条则有两大功能谁主谁次之别。醉驾一律入罪，阻吓犯罪的功能是其主要功能。

  还从法理出发，法条一旦以阻吓为主，定罪量刑的尺寸一般取重不取轻，且一般不能给法院和法官预留过多可供“自由裁量”的空间，否则，非但会在法条施用时出现“因人而异”的判决，而且该法条的阻吓功能不说荡然无存至少大打折扣。

  “醉驾入罪”并非设定一个新罪，它原本就包含在“危险驾驶罪”之内，醉驾之所以被刑法修正案单独拉出来作拟加大处罚力度的修正，原因在于匆匆迈进汽车社会的中国，醉驾的危害性已呈几何级数般放大，而驾车人的“驾德”及自律意识却普遍呈现为不足甚至缺失。

  去年杭州所发生的“欺实马”事件，可视为醉驾入罪转折点，当时，舆论普遍斥责原有“危险驾驶罪”的定义既原则又模糊，处罚量刑标准还很软，不足以遏制此类犯罪尤其是醉驾的迅速蹿升，吁请国家对“醉驾入罪”作出鲜明的法律定义及量刑规定。很显然，本次“醉驾入罪”的“舆论背景”正在于此，可视为最高立法机关采纳大多数民意所作出的一个明确抉择，可一旦最高立法机关“当了真”，表达不同意见的声音照样满天飞。

  常言一是一、二是二——套用于立法实践，这是拟设法条首先须遵循的“机械性原则”，那么在“1”和“2”之间，是否存在具有折中含义的“1.5”呢？具体到醉驾入罪，就是在确定“入罪”之后，在具体执行此法条时进一步区分不同的醉驾成因，作出更符合实际、更易为当事者心服口服的处罚乃至刑罚。简言之，就是“醉驾入罪”不作兴搞一刀切。

  毫无疑问，“1.5版”的“醉驾入罪”法条，在法理层面肯定是可以成立的，法条字句斟酌和确认也不存在任何操作障碍，但在法条将来的执行层面，因“自由裁量”而导致的个案判决有失公正甚至于腐败，则又被预留了可供发酵的“祸根”。

  有个现象，近些年一再出现在事关公共利益的“公民表达”中。以“醉驾入罪”为例：法律软弱时，舆论痛斥法制不彰；受舆论压迫而立法者欲为法律“淬火”增加处罚“硬度”时，舆论又往往主张不能搞“一刀切”。这中间涉及执法成本和效果比对，还涉及未来可能的被执法对象“心态两重性”所导致的“立场摇摆性”——对别人什么都好说，对己可能不利则另当别论。如此这般，立法成本已呈“提前放大”态势。这可视为法制民主的必然进程，抑或也可视为法制民主的歧途之一。具体到“1.5版”的“醉驾入罪”，理论上绝对成立，但执法效果肯定小于“1.5”……（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