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是难以消除的歧视

胡明军

“新生代农民工”是难以消除的歧视

　　春节长假刚过，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许多企业就面临着“用工难”的问题，许多媒体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转变是导致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中山大学郭巍青教授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收入与支出状况的调查分析，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价值与生活价值上的观念变化与行为方式变化，标志着一个重大转折，即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谈判主体地位逐渐上升。它要求政策制定与相关研究从结构观点转向主体观点”。
　　笔者的研究体会，要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真正了解和真正认识，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城里人，作为并非是农民工阶层一员的人，要真正认识他们，其实我们自己可能存在着很多的偏见。笔者将现在政府的言论、媒体上的言论，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几种描述，做了一个简单的归纳，然后再做一个评判性的反思，因为笔者觉得很多描述，动机上可能是想为农民工好，动机上可能是谈了很多要让农民工融入到城市生活里来，但是实际上里面仍然深深包含着一些歧视，包含着一种污名化的效果。笔者谈这些，目的是引起我们的反思，既是引起我们研究者的反思，也希望引起制定政策者的反思。
　　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感受，特别加上中央一号文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之后，我觉得有三个类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描述，一个是经济取向上的描述，第二是社会取向上的描述，第三是文化取向上的描述，我的目的是对这些描述做评判性的回顾和评判性的反思，看看这些描述对不对、合理不合理，我们应该怎样更好认识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取向上的描述：两个困惑
　　具体讨论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规模的概念，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这一批人，按照最新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农民工大约有2 .3亿至2.4亿人，80后农民工群体占一半左右，那就是超过1亿了，其中90后有4000多万人。这个说法有一些重叠，因为广义来说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包括90年代后的。但我们定义在1.1亿或者1.2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
　　这些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和特征呢？首先是经济描述，“现在拉着拉杆箱的农民跟当初扛着蛇皮袋进城的农民可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直观的感觉。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2月份有一个访谈，专门谈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他用的是“第三代农民工”，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后半段到9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他概括了四个特点：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第二，这批人都念过书，具有初中文化，是在电视机、手机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第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独生子女，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概念；第四，他们心理平衡度较差，难以接受“被歧视”。他给新生代农民工做了四个方面的概括，给出了一个基本的肖像。
　　这个肖像在其他的专家那里看来也是差不多的，还有专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是工作耐受力低。我理解这就是国务院的主管官员和主要的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专家们共同的看法。有这样的看法是重要的，因为这会影响到中央、国务院制定政策时的考虑。怎么定义这个群体，就有什么样的政策。
　　我想简单地问，“三高一低”这个简明扼要的概括，新生代农民工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这样的概括是有问题的。以上特征描述，当然有事实的一面，而且也有好的一面，但是我认为，以上特征描述均包含一个隐藏的视角：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普通工人标准。只有从这样的标准来要求，那些特征才成立。
　　笔者有两个困惑：第一，他们曾经是“留守儿童”吗？第二，他们是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的吗？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约1.3亿人。根据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推断，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多万人。和2000年相比，2005年的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增长十分迅速。在全部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例达28.29%，平均每4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湖南和江西6省的农村留守儿童在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总量中所占比例超过半数，达到52%。基本上就是在农民工流出的大省份里，他们的子女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以前对这些问题讨论过很多，那么从这些状况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现在工作之后，他们怎么会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职业期望高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的？他们怎么从悲惨的留守儿童，突然一变变成了娇生惯养、挑剔工作的一代呢？
　　社会取向上的描述：极其冷酷的因果颠倒
　　接下来是社会描述。这是来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如果他们游荡在城市，就显然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将新生代农民工看作是导致社会秩序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来源，甚至可以简单地说，他们就是罪犯。这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概括，特别来自公安部门、警察和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表述。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题目是《中央首提“新生代农民工”意味着什么？》，当前大多犯罪的人在这一群体。去年11月16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大多数人来自农村，这一显著特征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网友表示，农村留守孩子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
　　最近《检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二代农民工年轻、阅历浅，不愿吃苦又想过上好日子，在诱惑面前，很容易走上歪路。新型犯罪多发生在二代农民工身上，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一群体多受过一些教育，有一定文化，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强，思路开阔且办事手段灵活。南京雨花台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许多二代农民工不屑于干盗窃、抢劫等‘小偷小摸’的事，理由是来钱少、风险大。在他们眼里，制作贩卖假发票、办理信用卡套现是‘低风险、低投入、高产出’的发财捷径。”
　　这又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一个描述。
　　这篇文章同时谈到对二代农民工犯罪原理的分析，雨花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顾晓宁认为，多数二代农民工自幼跟随父母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形成了既不同于城市居民，又不同于农村居民的特有生活、行为和就业方式，他们的生活处于多元化价值观的无序混合状态，其结果是，文化冲突导致他们的行为失去了原有规范的束缚，评价善恶的标准也失去了统一尺度，并在内心不断受到冲击乃至弱化。二代农民工强烈希望通过努力改变自身经济困境，城市丰裕的物质和生活方式，又无形中拔高了他们对物质的期望目标。然而，由于城市政策、自身文化素质以及择业不稳定造成的生活窘迫，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导致其极易偏离道德规范和社会行为准则，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