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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收藏之路

发表于 2010-12-26 13:04:41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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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作为一种兴趣和爱好,我从念小学时就开始了。那时,新的共和国刚刚建立,清明廉正的执政党深受民众拥戴。当时,家和父亲工作的单位在同一个地方。单位收发室在大门口。收发室管理信件来往的是一个老船工,人们都叫他“苏大爷”。劳动者勤劳节俭的美德在苏大爷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为了给公家节约信封,他常常将使用过的旧信封拆开,反过来粘贴成“新”信封。这样做就必须把原来信封上的邮票撕下来。大小不同、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邮票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收集邮票。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我就去收发室逗留一阵子,与苏大叶套近乎,帮他拆拆旧信封,同时就收集了邮票。我不在场的时候,苏大爷也会把大的邮票撕下来留给我。这样,短短一、两年工夫我竟收集了两百多张,计三十几套邮票,至今记得清楚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保卫世界和平》、《国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纪念》等。[pre]进中学了,住在学校,集邮活动机会少了,兴趣也渐渐地淡化了。那时,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同窗好友——一个烈士子女参军了。他特别喜欢集邮,于是,我将全部邮票送给了他,作为离别纪念。这一别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欣慰的是我曾在《解放军画报》上看见过关于他的英雄事迹的报道,但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此,我要向我少年时期的老朋友问一声:“老朋友你在哪里?你还好吗?”[/pre][pre]真正让我走上收藏康庄大道的是我的父亲。[/pre][pre]父亲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的高级知识分子。当年他能进入该校化学系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全靠时任校长的俞同奎先生的资助。俞同奎先生(1876—1962)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他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还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深造。他不仅是中国化学教育的开拓者,多年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为我国大学化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推崇者、保护者,1947年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担任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文化部古代建筑修整所所长等职,为保护首都的古代建筑,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修整事业做出了毕生的贡献。受恩师的影响,父亲对中国古代文物情有独钟,参加工作后,他将一时用不了的闲钱去卖古代字画、瓷器等艺术品,而没有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去购土地、产业,去当资本家或地主——父亲的做法,无疑,是我们家的一大幸事。首先是我们当儿女的,后来没有成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少了一些磨难,而且从小受到了古代艺术的熏陶,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了精神财富和收藏念想。[/pre][pre]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结束并受到了清算。按政策规定,在文革中被迫上缴的私人文物古董等必须赔退原主。于是,受父亲之命,我参与了这项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几经周折,在上级党政机关的督促下,父亲的部分文物——主要是明清官窑瓷器被清退回家了。虽然,大批明清字画、贝叶经等珍贵文物丢失了,损毁了,但这是在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的事情,只好罢了。[/pre][pre]记得我念高中的那几年里,父亲出差在外的时间少了。每到周末,常常看见父亲将一幅幅字画依次挂满房间的四壁,独自躺在床上逐一鉴赏;有时天气好,房屋里光线好,父亲就叫母亲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又一件瓷器来来,在手中把玩、揣摩。真是其乐融融![/pre][pre]现在回忆往事,猛然间才意识到:父亲对祖国文物、古董的热爱是我走上收藏之路的原动力。[/pre][pre]在父亲的眼里,文物、古董本质上是文化,如果只看到文物、古董的经济价值,那么,文物、古董与股票就只存在着外表形态上的差别,本质上是一样的了。[/pre][pre]父亲热爱文物、古董,源于热爱祖国的传统文化。父亲收藏文物、古董,就是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pre][pre]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父亲知道地下的一切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时任单位领导的他当知道修建盐仓库时发现了文物,就叫基建工人小心取出,并及时主动上交给了国家。当时的文物接收单位开具了收条。这张收据我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因为,它是我父亲热爱祖国传统文化,保护人类古代文明遗存的实证。[/pre]
父亲过世了,我们家几个兄弟姐妹分别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文物。我则从那以后,有意识有目的地走上了学习、研究古代陶瓷的收藏之路。
要学习,要研究,就必须看书。因为书本是知识的载体,是前人和他人实践经验和学习研究成果的理性概括,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所以,我买了大量的各种有关古陶瓷制作、鉴赏、发掘、收藏和拍卖的书籍,订阅了收藏类报刊。我坚信:多多益善地阅读,博览群书,积极吸取前人和他人的收藏和鉴定经验,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相互印证,取其精华,“温故而知新”,用于指导收藏实践;学习、学习、再学习,始终贯穿于收藏实践的全过程,是成功收藏的前提。
要学习,要研究,更需要实践。实践就必须看实物。到哪里去看?我的做法是:到博物馆去看,到文物市场去看,到建筑工地去看,到古代窑址去看。
我刚开始收藏古代瓷器的时候,北京、成都等大城市的文物市场还刚刚起步,且举步为艰,我所居住的城市则只有三、五个文物地摊三天两头偶尔出现在邮电局的大门外。尽管当时古瓷器的价格便宜得让今天刚进入收藏领域的人们难以置信,但对于我这个家庭负担较重的工薪族来说,实在也拿不出多少闲钱来收藏。
怎么办?
我把眼光放在上下班沿途的建筑工地上,路过时,停下自行车,跳进坑里寻觅古瓷片。
十几年来,四处寻觅古瓷片和鉴赏古瓷片成为我收藏经历中,始终坚持的主要实践内容。
我认为:对业余的古陶瓷爱好者来说,拥有真品和有条件经常与真品打交道的几率是十分有限的。要通过自学成为古陶瓷鉴赏的行家里手,几乎是离不开古陶瓷残片的。同文学、史学、美学等人文学科一样,有关古陶瓷的研究也有流派之分,但不管哪个学派的专家、学者,他们都高度重视瓷片的重要作用,有不少著名的专家、学者(例如,孙瀛洲、周仁、陈万里、冯先铭、李辉炳、叶哲民、张甫生、毕克官等),在整个研究生涯中,从来未间断过各种古陶瓷残片的收集和研究。张甫生、毕克官以古瓷片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发行后还颇受欢迎。不少专家在进行古陶瓷鉴定教学时都以古瓷片为教具。
古陶瓷残片确实是零投资或低投入学习古陶瓷知识的可靠样品。建筑工地挖地基时、翻修扩建路面时、铺设各种管道时,抓住时机多去寻觅,尽可能地去收集古陶瓷残片,凡是有心人都是能办到的。通过对残片的 胎质、釉面、彩料、文饰、圈足、器口、款识、造型等固有特征及其出土地层、环境的分析、研究和考证,断其年代,定其窑口,必然收获多多 。我的体会是:瓷片收集愈多愈好。瓷片多了,可以在准确鉴定的基础上进行标本分类。例如,按窑口或窑系分:景德镇窑、龙泉窑、邛窑、定窑、钧窑等;按品种分:青瓷、白瓷、黑瓷、青花瓷、单色瓷、三彩瓷、五彩瓷、浅绛彩瓷、粉彩瓷等;按年代分: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按款识分:纪年款、干支款、堂名款、赞颂款、纹样款、圆圈款、方形款和变体文字款等;按青花料的不同分:苏麻离青、平等青、回青、浙料、珠明料和化工料(洋蓝)等。只要有地方放,瓷片是多多愈善,分类还可以更细一些,比如,明清时期可分:早期、中期、晚期;白瓷类可分:邢窑白瓷、定窑白瓷、景德镇青白瓷、枢府釉瓷、建窑白瓷和彭县磁峰窑白瓷、大邑白瓷等;青花品种可分:白地青花、蓝地白花、豆青釉青花、酱色釉青花、哥釉青花、青花斗彩和青花釉里红等;将各类圈足(平底足、宽圈足、玉壁底足、高圈足、矮圈足、鸡心足、旋窝足等等)集中起来比较鉴赏也是很有意思的。还有不少分类方法,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十多年来,我收集了成吨的古瓷片,通过上述理论紧密联系实践的学习方法,不仅加深了对古代陶瓷整体上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而且对成都地区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王公贵族、达官绅士和民间百姓分别主要使用什么档次的、哪些窑口的瓷器,主要的器形是什么,各种器物的使用量究竟有多少,做到了心中有数。
收藏做到了心中有数,就不会盲目跟风,四处去“寻觅”宋代五大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从而,走眼买假货,上当受骗了。
此外,我还经常深入古窑址调查、访问,多次有目的地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大博物馆和全国各地古代陶瓷窑口遗址参观、学习。
长期深入古玩市场,在“拣漏”、“寻宝”的同时,以市场为课堂、以真伪古陶瓷为标本“练眼”,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迅速提高鉴定水平。
   搞古代瓷器收藏近二十多年,我没有发大财,但是,我自豪地说:“我是成功者!”
我之所以认为自己是成功者,就在于:我能够在大多数收藏者,还没有认识到某种瓷器的价值和窑口的时候,率先收藏,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为我的收藏和研究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还认真地去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将自己的心得和研究成果撰写成文,在文博专业学术刊物和收藏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成为了古陶瓷精神财富的“大款”。
从2003年退休以来,到目前为止,我已在《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文物报》、《东方博物》、《收藏》、《收藏界》、《收藏参考》、《收藏快报》、《东方收藏》等报刊上发表了七十余篇文章,达数十万字;我的学术观点:“长沙窑源于邛窑说”和“关于建立‘长沙窑学’的思考”在相关学术界和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运用劳动价值论解释和确定古玩艺术品经济价值的观点,被文化部主管的《艺术市场》杂志评为当今中国对古玩艺术品估价的三大经济学观点之一。有多篇文章被北京大学等有关学术单位评为“优秀论文“。
除担任省、市收藏组织的相关职务外,我参与创建了成都第一家古玩艺术品鉴定估价师培训班,并担任专家顾问、教学顾问、古陶瓷讲师;应邀去南京艺术学院为文物鉴定专业的学生讲课;经常应邀赴省外参加学术研讨会;被全国最大的文物艺术品网站——雅昌艺术网聘为“签约专栏作家”;被《收藏界》杂志授予“荣誉作者”称号,并被该杂志聘为“驻海外记者”;最近,我又被《东方收藏》杂志聘为特约编委、特约记者。
收藏、收藏,收的是古代文物,但藏的是传统文化。
我很高兴自己成为了一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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