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人获全责”是道尴尬的社会题

沩水云飞

　　广东佛山的杜先生开车撞伤摩托司机，事后将伤者先行送医院救治，交警因此认定他破坏现场，需负全责。后经法院审理认为，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杜先生因不是故意破坏现场，符合公序良俗原则，故减轻其民事赔偿责任，只负担七成。（据1月3日《广州日报》）

    当地法院披露：因积极救助伤者离开现场而被交警认定全责之案，全年受理有20余起。

    就客观情况而言，我们不难把握这里面存在的几层逻辑关系：救人，并不代表事故全责在己，全责完全有可能在被救者一方；不救人，也不意味着无责，甚至其应有的责任更难逃避。“救人获全责”的尴尬处境就在于，本非全责，却因实施了道义之举，而枉被“增责”。法院虽以“和事佬”身份，给当事人适当“减责”，毕竟其前提依然是“交警事故认定合法准确”，“减责”的理由是发乎情，而非基于法。

    “救人获全责”首先是道尴尬的法治课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事实上，救死扶伤、分秒必争，仓促之下，造成现场破坏的后果究竟应由谁来负责，尚是个法律空白。无论如何，完全由救人者单方面负责显然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

    “救人获全责”根本上更是一道尴尬的社会课题。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明文要求“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但“应当”二字的法定制约力，其实很软弱。我很担心，若是这样，今后遇上交通事故，“保有证据”与“救死扶伤”孰重孰轻，将会遭遇可怕的选择性错位。（王景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