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谋善断，“见机早，行动快”

dongzi

史林
汉末以来，天下大乱，王室衰微，天子之身价已经暴跌。但是毕竟还是一国之主的象征。因此奉戴天子以讨伐群雄尚不失为一个争夺天下霸权的良策。谁先拥戴了天子，谁就会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但像董卓之流专横暴戾，虽有此机遇，但却不具备此能力。董卓之后，袁绍和曹操集团也都有智士献“奉戴天子”之策，但只有曹操在倾听了臣下的不同意见后，能够当机立断，立即着手奉迎天子——汉献帝的行动，取得了争霸大业的有利的政治优势。
当时迎献帝也有“风险”，因此有的人表示反对，认为山东尚未完全平定，韩暹、杨奉新近刚领着天子到洛阳，他们北与张杨连结，恐怕不是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荀彧这时劝告曹操说：“以前晋文公迎接周襄王到洛都，诸侯就如日影追身般地相从;汉高祖东伐项羽，为被项羽残杀的义帝缟素戴孝，天下人心就纷纷归附。忠臣义士都有保存国本的忧思，黎民百姓也都怀念旧都故主，睹物伤情，悲哀倍增。果真能利用这一时机，迎接主上，以此顺应民众的愿望，这是大顺;用秉承至公的行动来感服英雄豪杰，这是大略;用扶持大义来罗致英俊，这是大德。天下虽然还可能有少数抵制反对的人，但他们必然不能成为多大拖累和障碍，这也是明白无误的。韩暹、杨奉两人怎么敢为害！这一计划若不及时确定，让四方外人生了此心，再生变故，以后就是想要这么做，也来不及了。”

[/table]袁绍集团则恰恰相反，由于袁绍的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而终究失却了这一个千载难逢而又十分重要的良机。

袁绍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后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在奉迎天子的问题上，几乎在荀彧等向曹操提出此建议的同时，袁绍的首席幕僚沮授也向他建议：“主公的世家（指袁氏）好几代都荣任辅佐皇帝的宰相，忠义之名天下皆知。如今本州初定，我们已有了较稳定的力量，就应该奉迎皇帝到邺城安顿，一方面表示我们安定天下的志愿，一方面更可‘挟天子以令诸侯，用堂堂正正的名义，来讨伐不守臣节的州郡，相信没有人能抵挡得住我们的。”

袁绍初听之下，也很赞同，便交付讨论办理。

时长老审配及大将淳于琼同时表示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汉王室衰颓已久，即使想帮他们重建也是很困难的。如今天下群雄割据，各拥庞大军团，有道是‘秦亡其鹿，先得者王，现在应是大家再公平打天下的时候了。如果把皇帝请到邺城，任何行动理当请示，这样会严重损害军事行动的机密性和机动性，得不偿失。更何况，皇帝身旁还有很多公卿大臣，过分尊重他们，会使我们的权力变小;不尊重他们，则也会有违抗皇权的麻烦，实在值得多加考虑。”

沮授立刻反驳道：奉迎皇帝，必得天下大义之名，这个利益对我们的发展比什么都重要。

袁绍是个优柔寡断又怕麻烦的人，加以他最大的愿望是巩固黄河以北政权，对全国性的规划也缺乏概念，因此对沮授的建议，迟迟不敢决定。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评价袁绍的话“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当属不谬。这样袁绍终于失却了良机。

毛泽东在读《三国志》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曹操因见机早、行动快而成就大事这一点。

毛泽东在1959年3月及6月的讲话中曾说：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

1959年毛泽东曾说：“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已见前面引述的原文。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郭图说：“袁公徒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毛泽东很同意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从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一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点，在《袁绍传》里都有不少记载。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城，以自密迩，太祖拒之。”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这就是不能知人、用人。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但袁绍不听。

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的，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领导，常常失误于此。在1959年3月2日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谈到袁绍见事迟，得计迟，推崇曹操多谋善断时，毛泽东还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失误为例。他说：

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table=100%,#ffffff]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作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在1964年10月23日修改一位同志于9月16日、9月23日在某座谈会上的讲稿时，他提出：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许多人，甚至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事。
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是毛泽东具有的领袖素质，也是他饱读史书，借鉴历史得出的结论。
（摘自《曹操雄霸天下的九九个方略》）